东京的风裹着股焦糊味，刮在脸上像带了沙。赵佳贝怡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台阶下，望着远处被炸塌一半的国会大厦，钢筋在残阳里支棱着，像只折断翅膀的鸟。
身上的制服是连夜赶制的，粗布料子磨得脖子发痒，胸前的勋章别得有点歪——出门前小护士手抖得厉害，针扎在她皮肉上，疼得她龇牙咧嘴，那姑娘却红着眼圈说：“赵医生，您可得替小石头爸妈，替那些没了的人，把话说透！”
“知道了。”她当时揉了揉姑娘的头发，指尖沾着姑娘掉的眼泪，咸涩涩的。
法警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香水与汗味的气息涌出来。赵佳贝怡深吸一口气，抬脚迈进去，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笃笃”响，在这过分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越。
高台上的法官们穿着黑袍，袍子垂到地面，像一丛沉默的树。来自中、美、英、苏等国的法官目光沉沉，落在她身上时，带着审视，也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期许。
台下的被告席被一圈冰冷而坚固的铁丝网紧紧地围住，仿佛那是一个专门用来囚禁恶人的牢笼，又好似圈养牲口的围栏一般。曾经，这些战犯们在报纸上风光无限、不可一世，但如今却都蜷缩在各自的座位里，显得无比渺小和卑微。
有些人低着头，专注于自己手指间的小动作，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内心的不安；还有些人则不停地用手帕擦拭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以至于白色的衬衫背后已经渐渐渗出了一大片深色的湿润痕迹。
赵佳贝怡的双眸如同寒星般冰冷彻骨，仿佛能将人冻结成冰。她那美丽而又凌厉的目光，犹如一把利剑，慢慢地划过面前这一群曾经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战犯们。这些人如今被关押在这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权势，但他们脸上依然残留着一丝傲慢与不屑。
然而，当赵佳贝怡的视线触及到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时，她的动作略微停顿了一下。这个男人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有些儒雅，但只有熟悉历史的人才知道，他就是臭名昭着的 731 部队的军医总监！不仅如此，他还是清水百合的直接上级领导。
赵佳贝怡紧紧握着手中的日志本，轻轻翻开它。只见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那个男人所写下的文字，每一行字都像是用鲜血染成一般触目惊心。那些批注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的残忍与无情——“实验成功，效果极佳，建议大量推广使用......”
闪光灯“咔嚓”响，像战场上空的流弹。赵佳贝怡没躲，径直走到证人席，木椅子凉得像块冰，她坐下时，裙摆蹭过地面，发出细碎的窸窣声，在这庄严肃穆的地方，竟显得有些突兀。
“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与身份。”检察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带着金属的冷硬，在穹顶下荡出回音。
赵佳贝怡挺直脊背，制服的领口勒得脖子发紧。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像投进湖面的石子，稳稳地散开：“我叫赵佳贝怡，中国八路军野战医院特种医疗队队长，医学专家。”
她的目光掠过翻译，直接看向法官席，字斟句酌：“从1937年到1945年，我在前线抢救过超过三千名伤员，其中有两百一十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被告席里有了动静，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突然抬头，眼神像淬了毒的针。赵佳贝怡没理，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个牛皮本子，封面磨得发毛——是她记了八年的病历本。
“1938年，淞沪战场。”她翻开本子，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我遇到第一个细菌战受害者，是个十六岁的小兵，没中弹，却突然发烧到四十度，吐黑血。他说前一天在战壕里喝了积水，水里漂着白花花的东西，像棉絮。”
她抬眼看向法官：“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鼠疫杆菌的培养基。那孩子死的时候，指甲盖全黑了，抓着我的手喊‘娘’，喊得我耳朵疼。”
声音。赵佳贝怡继续翻本子，纸页“沙沙”响，像有人在哭：“1941年，武汉郊区。一个村子三天死了四十二口人，症状一模一样——上吐下泻，皮肤溃烂。我们在井里找到个瓷瓶，里面装着浑浊的液体，后来化验出是霍乱弧菌。”
她顿了顿，声音发哑：“有个老太太，儿子儿媳都死了，抱着三岁的孙子坐在门槛上，等我们去的时候，祖孙俩都硬了，孩子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红薯干。”
被告席上传来压抑的咳嗽声，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掏出怀表，假装看时间，指节却在发抖。赵佳贝怡从皮包里拿出个玻璃罐，里面泡着块褪色的布料，边角绣着朵樱花，花心已经发黑。
“这是从日本特工清水百合身上找到的。”她举起玻璃罐，阳光透过罐子，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她是731部队的核心研究员，这块布是他们的标识。她死前留下了数万字的实验记录，还有这些——”
她微微抬手，向身旁的工作人员做了个手势。那名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地走上前来，将一个密封的文件袋递给了她。她小心翼翼地接过文件袋，仿佛手中捧着的是什么稀世珍宝一般。
打开文件袋后，可以看到里面装着一叠厚厚的纸张，这些都是清水百合笔记的复印件。每张纸的边缘都被整齐地剪裁过，上面还标注着清晰的页码和编号。
她轻轻翻动着页面，声音平静而又坚定地说道：“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数据和实验结果。比如说，第 17 页就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使用活人来测试芥子气浓度的过程。从最开始的 0.1 克剂量，一直增加到最后的 10 克。而且，就连那些可怜的受害者们身体抽搐的具体次数也都一一记载下来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神变得有些愤怒，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接着，她继续翻看着手中的复印件，找到了第 49 页，并指着其中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解释道：“这一页则是关于细菌弹投放公式的研究成果。通过计算不同条件下的风速、湿度等因素，我们可以准确预测出这种武器所造成的感染范围究竟会有多大......
检察官接过文件，传给法官们。有位白发法官翻着翻着，突然重重拍了下桌子，用英语骂了句脏话，声音大得整个法庭都听见了。
被告席里炸开了锅，战犯们用日语嚷嚷起来，有的喊“伪造证据”，有的喊“污蔑”。法警冲上去按住他们，铁丝网发出“哐啷”的碰撞声。
赵佳贝怡等他们安静下来，才继续说：“这些不是伪造的。我们在东北平房区的废墟里，找到了和笔记对应的实验室，铁笼上的编号，培养皿的碎片，甚至墙上的血渍，都能对上。”
她的目光像把刀，剜向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比如笔记第83页提到的‘b实验’，用的是三个月大的婴儿，您当时在场，还在旁边批注‘哭声影响数据采集’，对吗，石井博士？”
那个男人的脸“唰”地白了，瘫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
“接下来，请看影像证据。”检察官的声音带着怒意。
工作人员推上来一台改装过的放映机，铁壳上坑坑洼洼的，是炮弹崩的。赵佳贝怡看着那机器，突然想起在东北废墟里找到胶卷的那天，零下三十度，她跪在雪地里，手指冻得发紫，一点点把冻成硬块的胶卷从瓦砾里抠出来，小护士在旁边哭：“赵医生，别冻坏了手……”
灯光“唰”地灭了。放映机发出“滋滋”的声响，一束光打在幕布上，映出模糊的黑白画面。
最先出现的是实验室，白得晃眼。穿白大褂的人围着手术台，上面躺着个赤裸的男人，手脚被皮带勒出红痕。有人举着手术刀，动作麻利地划开他的胸膛，旁边有人举着秒表，有人在本子上记录——画面里没有血，因为用了特殊处理，可那无声的切割，比鲜血淋漓更让人窒息。
赵佳贝怡的手攥成了拳，指甲掐进掌心。她认出手术台边的那个侧影，是清水百合，白大褂的袖口沾着深色的渍，她正低头看男人的内脏，嘴角似乎还带着笑。
幕布上闪过一张张脸：有个老婆婆被绑在椅子上，眼里淌着泪，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有个年轻姑娘拼命挣扎，皮带勒进她的胳膊，露出骨头；还有个孩子，看起来才四五岁，被按住注射什么，哭喊声虽然听不见，可那张大的嘴，扭曲的脸，像针一样扎进每个人的眼睛。
接着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像砍倒的木头一样被扔进卡车，画面角落有块木板，写着“1943年7月，处理完毕107-156号”。最后出现的是数据图表，红笔圈着的死亡时间，蓝笔标着的感染速度，旁边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和笔记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放映机“咔哒”停了，灯光猛地亮起，刺得人眼睛发酸。法庭里静得可怕，只有有人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像漏风的风箱。有个女记者捂住嘴，肩膀抖得厉害；几位法官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眼角。
赵佳贝怡站起身，目光扫过被告席。那些战犯有的低着头，有的瘫在椅子上，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脸色白得像纸，嘴角直抽，像是要吐。
“这些不是数字，不是报告。”她的声音不高，却像惊雷滚过法庭，“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名字，王铁柱，李秀莲，小石头……他们有家人，有没说完的话，有没干完的活！”
她的目光撞上法官席，眼里的光像淬了火：“他们的冤屈，必须伸张！历史的真相，必须刻在石头上，让子子孙孙都记着——谁也不能忘，谁也不能改！”
话音落下，法庭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记者们的闪光灯亮成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赵佳贝怡站在那里，后背挺得笔直，像株在炮火里没倒下的白杨树。
她知道，这不是终点。审判结束了，可那些伤口还在流脓，那些失去的人回不来了。但至少，她把真相亮在了太阳底下，让全世界都看看，这些人干了些什么。
走出法庭时，东京的太阳正往下沉，把云彩染成一片红。赵佳贝怡摸了摸胸前的勋章，金属的温度透过制服渗进来，暖烘烘的。她想起麻明福的信：“等你回来，咱在村口老槐树下摆酒，让王大爷吹唢呐，让小石头给你献花……”
她笑了笑，脚步轻快了些。海平线那边，是祖国的方向。轮船的鸣笛声悠长地传来，像在催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