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降旗落下后，关于蜀汉灭亡的叙事便开始了漫长的重构。陈寿在《三国志》中写下“后主遂降，蜀亡”的极简记载时，或许未曾料到，这个政权的结局会在后世的史笔中被不断涂改：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将其塑造成“正统悲歌”，《三国演义》则渲染为“忠奸对决”，而近代学者又多以“小国寡民的必然”定论。这些层累叠加的历史书写，不仅遮蔽了蜀汉灭亡的复杂真相，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历史的“真实”往往在不同时代的叙事需求中被重新定义，而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也在这场跨越千年的记忆重构中变得愈发模糊。
一、西晋的“贬蜀叙事”：政治正确下的历史过滤
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时，面前摆着的不仅是蜀汉的官方档案，更有司马昭“以魏为正统”的政治红线。这部被后世奉为“正史”的着作，对蜀汉灭亡的记载充满了刻意的过滤与取舍，其“贬蜀尊魏”的叙事基调，本质上是为西晋代魏的合法性服务。
陈寿对蜀汉政权的“矮化”，首先体现在称谓上。全书将曹魏帝王列入“本纪”（如《魏书·武帝纪》），而蜀汉君主仅入“传”（《蜀书·先主传》《后主传》），这种体裁上的差异，直接否定了蜀汉的“正统”地位。在描述灭亡过程时，陈寿着重强调刘禅的“昏庸”与黄皓的“奸佞”，如“后主宠宦黄皓，皓专权自恣，终至亡国”，却淡化了益州士族与荆襄集团的矛盾——作为曾仕蜀汉的史官，陈寿不可能不知晓谯周降议背后的深层动因，但出于西晋“统一合法性”的需要，他必须将蜀汉灭亡简化为“君主失德”的个案，而非结构性矛盾的爆发。
对关键人物的评价，更显叙事偏向。陈寿称赞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却隐晦批评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将北伐失败归咎于个人能力，回避了国力差距的根本问题；写姜维则强调其“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全然不提他作为降将的尴尬处境与朝廷的猜忌。这种“个人责任论”的书写，将蜀汉灭亡从“制度性失败”降格为“人事失误”，既符合西晋“天命所归”的宣传，也为后世“英雄史观”提供了素材。
最值得玩味的是对“降魏”事件的处理。陈寿详细记载了谯周《降议》的内容，却未收录北地王刘谌的血书；写刘禅“乐不思蜀”时绘声绘色，却对姜维复国密谋的细节一笔带过。这种选择性叙事，实则是在强化“蜀汉灭亡顺应天意”的认知——既然君主昏庸、大臣主降、百姓无争，那么西晋的统一自然“名正言顺”。西晋的政治需求，就这样过滤掉了蜀汉灭亡的复杂面向，留下了一个被简化的“亡国故事”。
二、东晋的“尊蜀叙事”：正统焦虑下的历史翻案
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写下石破天惊的论断：“汉亡而晋兴，晋承汉统，非承魏统。”这部着作将蜀汉列为“正统”，曹魏斥为“篡逆”，对蜀汉灭亡的记载充满了悲情色彩，与西晋的叙事形成鲜明对立。这种翻案，绝非单纯的历史考据，而是东晋政权在“偏安江南”的处境下，为自身“正统性”寻找依据的政治表达。
习凿齿的“尊蜀”，本质上是为东晋“正名”。东晋与蜀汉同为偏安政权，面临相似的困境：北方被异族占据（东晋时为十六国，蜀汉时为曹魏），自身合法性受到质疑。习凿齿通过抬高蜀汉的“正统”地位，实则在暗示：东晋虽偏安江南，却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正如蜀汉虽据益州，仍是汉室延续。因此，他在描述蜀汉灭亡时，着重渲染刘谌“杀妻灭子以殉国”的悲壮，痛斥谯周“卖国求荣”的卑劣，将这场灭亡书写为“正义被邪恶战胜”的悲剧，而非历史必然。
为强化这一叙事，习凿齿刻意放大了“忠奸对立”。他在《汉晋春秋》中增补了大量细节：写诸葛瞻战死时“血溅战袍，犹呼‘汉祚永存’”；记姜维复国时“密书后主‘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甚至虚构了黄皓“焚尽北伐粮草”的情节。这些细节的添加，目的是将蜀汉灭亡塑造为“奸臣误国”的典型——只要君主明断、忠臣得用，偏安政权未必不能复兴。这种叙事，恰恰契合了东晋士大夫“克复中原”的心理需求，为其偏安处境提供了精神慰藉。
东晋的“尊蜀叙事”，还影响了对地理因素的解读。习凿齿在《襄阳记》中强调“蜀道之险，本可自守”，将灭亡原因归咎于“姜维弃险用诈”，而非地理封闭带来的弊端。这种解读，实则是在为东晋“依托长江天险”的国策辩护——既然天险足以自守，那么东晋的偏安就不是懦弱，而是等待时机。历史书写就这样与现实政治紧密纠缠，蜀汉灭亡的真相被进一步包裹在“正统焦虑”的外衣之下。
三、宋元的“道德叙事”：理学影响下的价值评判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将蜀汉灭亡的责任明确归于刘禅：“后主昏暗，黄皓窃权，姜维黩武，国破宜矣。”到了南宋，朱熹在《通鉴纲目》中更是将其上升到“天道报应”的高度：“汉失其德，蜀承其弊，虽有诸葛之贤，不能复振，岂非天哉？”宋元时期对蜀汉灭亡的解读，日益脱离历史语境，沦为理学“道德评判”的工具——将政治失败简化为“善恶有报”，用伦理标准取代历史分析。
这种“道德叙事”的形成，与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道德修养视为治国根本，反映在历史解读上，便是将王朝兴衰归因于君主的“德”与“失德”。因此，宋元史学家普遍认为：蜀汉若有“明君”，即便国力弱小，也能延续；刘禅“昏庸失德”，即便有诸葛亮、姜维等“贤臣”，也难逃灭亡。这种“道德决定论”，完全忽视了蜀汉的结构性矛盾，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好人坏人”的故事。
《三国演义》的成书（元末明初），将这种叙事推向极致。罗贯中通过文学想象，塑造了“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忠义千秋”“刘禅乐不思蜀”“谯周卖国求荣”的刻板形象，将蜀汉灭亡写成一场“忠良被奸佞迫害”的悲剧。为强化道德冲突，小说刻意虚构了“后主听信谗言召回姜维”“黄皓暗通邓艾”等情节，甚至将诸葛瞻战败的责任推给“先锋马邈投降”。这些改编，让蜀汉灭亡的原因彻底偏离历史本质，成为“善恶斗争”的道德寓言。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的“道德叙事”，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北宋面临辽、金压力，南宋偏安江南，元朝为异族统治，这些政权都需要通过“褒忠贬奸”的历史叙事来强化伦理秩序。蜀汉的故事，因其“正统”与“偏安”的双重属性，成为承载这些道德诉求的完美载体——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刘禅的“昏”、谯周的“奸”，都被赋予了超越历史的象征意义，而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则在这些象征中被彻底遮蔽。
四、近现代的“理性叙事”：实证研究下的真相回归
20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实证化，学者们开始跳出“正统”“道德”的框架，重新审视蜀汉灭亡的原因。陈寅恪、田余庆等史学家通过分析权力结构、经济数据、社会矛盾，逐渐揭开了被历史书写遮蔽的真相，让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回归到“结构性矛盾”的理性认知。
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指出：“蜀汉之亡，非关后主之庸，亦非姜维之过，实由荆襄集团与益州士族之矛盾，未能调和。”这一观点打破了“个人责任论”的窠臼，将目光投向制度层面。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进一步论证：刘备入蜀后，始终未能建立“荆襄-东州-益州”三方平衡的权力结构，诸葛亮的“法治”虽能暂时压制矛盾，却无法消除根本分歧，最终导致“益州本土势力不愿为外来政权殉葬”。这些研究，让“权力结构失衡”成为解释蜀汉灭亡的核心视角。
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也为理性叙事提供了支撑。学者通过比对《三国志》《晋书》中的户口、赋税数据，证实了蜀汉“北伐透支国力”的事实：其人口仅为曹魏的1\/5，军队却占曹魏的1\/3，这种“小国强军”的畸形结构，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考古发现（如四川郫县出土的蜀汉户籍简）进一步显示，蜀汉后期的田租、劳役远超曹魏，普通民众“衣食不足，多有逃亡”，社会基础早已动摇。这些实证研究，让“经济枯竭”成为蜀汉灭亡的另一重要维度。
社会史视角的引入，则揭示了“认同危机”的深层影响。通过分析《华阳国志》《三国志》中益州士人的言行（如谯周《仇国论》、陈寿对蜀汉的评价），学者发现：益州本土士族对“汉室正统”的认同度，随时间推移不断下降，到蜀汉末年已普遍将曹魏视为“新主”。这种“人心向背”的转变，比军事失败更具决定性——当邓艾兵临成都时，“百姓安堵，无复反抗”，正是认同危机的直接体现。
近现代的理性叙事，虽未能完全摆脱时代影响（如部分学者强调“地缘政治劣势”以呼应近代中国的生存困境），但总体上让蜀汉灭亡的研究回归历史本身。它不再是“正统悲歌”或“道德寓言”，而是一个关于“外来政权如何与本土社会融合”的典型案例，其根本原因也清晰地指向：权力结构的封闭性、经济政策的短视性、社会认同的脆弱性，共同导致了这个政权的崩塌。
结语：历史书写中的真相与权力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在跨越千年的历史书写中，经历了从“结构性矛盾”到“个人责任”，再到“道德悲剧”，最终回归“结构性矛盾”的认知循环。这个循环揭示了一个永恒的规律：历史的“真相”往往受制于书写者的立场、时代的需求与权力的意志，而真正的历史本质，需要后人在不断解构与重构中艰难探寻。
西晋的政治需求、东晋的正统焦虑、宋元的道德教化、近现代的实证精神，都在蜀汉灭亡的叙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每一种叙事，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真相”，过滤掉了不合时宜的细节。直到今天，当我们谈论蜀国灭亡时，仍难免受到这些叙事的影响——有人哀叹“诸葛亮未能逆天改命”，有人痛斥“刘禅昏庸误国”，有人感慨“益州士族背叛”，这些看法背后，都藏着不同历史书写的影子。
或许，理解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不仅需要分析权力、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需要警惕历史叙事中的“选择性失明”。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既要尊重实证研究揭示的真相，也要理解不同时代叙事背后的复杂动因，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接近历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