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时，仍坚信“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天命所归。他向后主刘禅强调“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将蜀汉的存续与“汉室正统”的天命叙事紧密绑定。然而，到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谯周以“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为由力主投降时，这套延续四十余年的“正统性”叙事已彻底崩塌。民众对“汉室”的记忆逐渐模糊，士人对“天命在魏”的认同悄然蔓延，甚至连蜀汉统治集团内部，也不再将“兴复汉室”视为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天命转移”的认知变迁，从思想根源上瓦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其灭亡的深层精神诱因。
“正统性”是古代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它通过历史叙事、礼仪制度、意识形态等构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蜀汉以“汉室苗裔”自居，将“正统性”建立在“承继汉统”的叙事之上；而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困境加剧，这套叙事逐渐失去说服力，被“天命在魏”的新认知取代。本章将从“汉室记忆”的消解、“天命转移”的舆论建构、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三个层面，剖析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过程及其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一、“汉室记忆”的消解：时间流逝与现实落差的双重侵蚀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根基，是民众对“汉室”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然而，随着东汉灭亡日久、蜀汉统治的现实困境日益凸显，这种记忆逐渐淡化，认同不断消解，成为“正统性”崩塌的前提。
东汉王朝虽因桓灵二帝的昏庸、黄巾起义的冲击而衰落，但在近二百年的统治中，已在民众心中刻下深刻的“汉室情结”。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起事，正是依托这种情结获得初步支持——在徐州，陶谦因“非刘豫州莫可以安此州也”而让贤；在荆州，刘表旧部多归附刘备，皆因“刘皇叔”的身份与“兴复汉室”的口号契合了民众对汉室的残存认同。
蜀汉建立之初，这种“汉室记忆”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正式灭亡，刘备随即于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以“嗣武二祖”（继承汉高祖、汉武帝）为号召，将自身定位为“汉室的唯一继承者”。此时，亲历东汉盛世的民众尚在，对“汉”的情感认同未绝，蜀汉的“正统性”叙事因此获得一定社会基础。诸葛亮北伐时，关中、陇西地区常有民众响应（如公元228年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正是这种记忆的体现。
然而，时间是最强大的消毒剂。从东汉灭亡（公元220年）到蜀汉灭亡（公元263年），其间已过去四十三年，足以让两代人成长。亲历东汉的老一代人逐渐离世，年轻一代对“汉时”的认知仅来自书本与传说，缺乏切身体验，情感认同自然弱化。他们出生于三国鼎立的时代，对曹魏、蜀汉、孙吴的认知是“三个并存的政权”，而非“汉与篡汉者”的对立。这种代际更替，使得蜀汉“承继汉统”的叙事失去了天然的受众。
更重要的是，蜀汉统治的现实困境，让“汉室正统”的叙事显得苍白无力。东汉虽有衰落，但巅峰时期“天下户口千余万户”（《后汉书·郡国志》），而蜀汉灭亡时仅“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人口不足东汉全盛期的十分之一。民众面临的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沉重赋役，而非“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式的太平景象。当“兴复汉室”的口号与“民有菜色”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时，民众对“汉室”的期待便会转化为失望——他们不再关心“正统与否”，只在乎能否“安居乐业”。
“汉室记忆”的消解，使得蜀汉的“正统性”叙事从“情感共鸣”沦为“政治口号”。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民众既无“保卫汉室”的热情，也无“抗拒篡逆”的义愤，反而更担心抵抗会带来战火——这种麻木，正是“正统性”失去民心基础的直接体现。
二、“天命转移”的舆论建构：曹魏的“禅让叙事”与蜀汉的“谶纬失灵”
“天命”是古代“正统性”的核心概念，它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蜀汉试图以“刘氏宗室”身份宣称“天命在汉”，而曹魏则通过“禅让”仪式与舆论宣传，建构“天命已转移至魏”的叙事，同时蜀汉自身的“谶纬失灵”进一步削弱了其“天命所归”的说服力，最终导致民众认同的倾斜。
曹魏的“天命转移”叙事，始于曹丕代汉的“禅让”仪式。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自愿”将皇位禅让给曹丕，双方上演了“三辞三让”的礼仪程序，最终曹丕“顺应天命”登基，建立曹魏。这套仪式虽为政治表演，却在形式上符合“尧舜禅让”的古制，为曹魏的“正统性”提供了“历史依据”。曹丕称帝后，立即下令“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通过宗法祭祀强化“天命传承”的合法性。
曹魏并未止步于仪式，更通过舆论宣传巩固“天命在魏”的认知。一方面，它组织文人编纂史书，将东汉的衰落归咎于“气数已尽”，如王沈《魏书》称“汉自安帝已后，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桓灵，废锢贤能，亲近小人，大起党锢，强臣专朝，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暗示东汉灭亡是“天命所弃”；另一方面，它利用谶纬（预言）制造“魏当兴汉当亡”的舆论，如《易运期》记载“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鬼”“禾”“女”合为“魏”字），将曹魏代汉解释为“天意”。
相比之下，蜀汉的“天命”论证显得薄弱且被动。刘备称帝时，虽援引“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故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等祥瑞，证明“天命在蜀”，但这些祥瑞仅局限于益州一地，影响力有限。诸葛亮执政时期，未再强化“谶纬论证”，而是以“鞠躬尽瘁”的道德形象维系“正统性”，这种“道德替代天命”的策略，在其去世后难以为继。
蜀汉后期的“谶纬失灵”，进一步打击了其“天命所归”的可信度。公元263年，曹魏伐蜀前夕，民间流传“吴、蜀二国，鹬蚌相持，天之所启，宜速征伐”的谶语（《三国志·钟会传》），将曹魏伐蜀视为“天意”；而蜀汉内部，姜维曾请巫师“观气”，得到“敌衰我盛，维遂复进”的错误判断，最终大败。这种“谶纬”对曹魏的“加持”与对蜀汉的“误导”，在时人眼中成为“天命转移”的证据。
更致命的是，曹魏的“禅让叙事”获得了部分蜀汉士人的认同。谯周在《仇国论》中，以“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比喻蜀魏，主张“处小能守其小”，实则承认曹魏的“大国正统”；他在劝降时更直接称“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将曹魏视为“正统王朝”。当本土士人都认可“天命在魏”时，蜀汉的“正统性”叙事便彻底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撑。
“天命转移”的舆论建构，本质上是“现实实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曹魏通过统一北方、恢复生产、完善制度，展现出“天命所归”的“气象”；而蜀汉的衰弱与困境，则让其“天命在汉”的宣称显得缺乏说服力。这种“实力决定正统”的认知，在乱世中往往比血缘传承更具影响力。
三、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蜕变
一个政权的“正统性”叙事，不仅需要民众的认同，更依赖统治集团自身的信念坚守。蜀汉统治集团从刘备、诸葛亮时期的“理想主义”，逐渐蜕变为后期的“实用主义”，其内部对“兴复汉室”信念的动摇，成为“正统性”崩塌的关键推手。
刘备与诸葛亮是“正统性”叙事的坚定践行者。刘备一生以“兴复汉室”为目标，即使在夷陵战败、临终托孤时，仍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将道德与正统紧密结合；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誓言，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践，让“兴复汉室”超越了政治口号，成为一种精神信仰。他们的信念感染了整个统治集团，使得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愿意为“汉室”赴汤蹈火。
然而，蜀汉第二代统治集团的信念已出现松动。蒋琬、费祎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虽延续“联吴抗魏”的政策，却放弃了“北定中原”的激进目标。蒋琬主张“乘水东下，袭取上庸”，将战略方向从“兴复汉室”转向“扩大地盘”；费祎则明确表示“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将北伐视为“不可为”的事，采取保守策略。这种“战略收缩”背后，是对“兴复汉室”信念的弱化——他们更关注蜀汉的生存，而非“正统”的实现。
到姜维与诸葛瞻时期，统治集团的“实用主义”倾向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姜维的北伐虽频繁，却更多出于个人军事野心与权力巩固的需要，而非对“汉室”的坚定信念。他与黄皓、诸葛瞻的权力斗争，远超对“北伐大业”的关注；其麾下将领也多将北伐视为“立功受爵”的途径，而非“匡扶汉室”的使命。诸葛瞻作为诸葛亮之子，本应是“正统性”叙事的维护者，却因与姜维的矛盾，主张“削维兵权”，甚至在邓艾兵临城下时，仍将“除黄皓”作为出兵条件之一，暴露了其“权力优先于正统”的实用心态。
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直接体现在对“汉室符号”的轻视上。东汉的礼仪制度、官制名称是“汉室正统”的重要象征，而蜀汉后期逐渐对其简化甚至废弃。例如，东汉重视“宗庙祭祀”，而刘禅在位期间，多次以“灾异”为由简化祭祀仪式；东汉强调“外戚不得干政”，而蜀汉后期却任由宦官黄皓专权，违背“汉室祖制”。这些行为在时人眼中，是统治集团自身对“汉室正统”的背离。
更严重的是，部分官员开始公开质疑“正统性”叙事。谯周不仅作《仇国论》批判北伐，还在朝堂上直言“昔项羽背约，高祖伐之，仁圣之所向，天之所助也。今魏有十胜之资，而我无十败之理，欲以一州之地，与天下争衡，此不智之举也”，直接否定蜀汉“兴复汉室”的可行性；郤正虽未公开反对，但在《释讥》中以“静居以保身，逊言以避咎”表达对时政的失望，实则与“正统性”叙事保持距离。
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使得“正统性”叙事成为“自欺欺人”的表演。当最高统治者（刘禅）沉湎享乐、核心大臣（诸葛瞻、姜维）忙于内斗、士大夫（谯周）主张投降时，“兴复汉室”的口号便彻底失去了感召力。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失去理想、只为存续而挣扎的政权，其“正统性”自然无从谈起。
四、“正统性”崩塌的连锁反应：从“认同危机”到“秩序解体”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并非孤立的思想现象，而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社会认同危机、法律权威丧失、抵抗意志瓦解，最终导致整个统治秩序的解体。
首先，“正统性”崩塌引发社会认同危机。在古代社会，“正统”不仅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当民众不再认同蜀汉是“汉室正统”，其对政权的服从便失去了道德基础。成都平原的世家大族不再将“效忠蜀汉”视为义务，反而与曹魏暗通款曲；地方官员在危机时刻选择投降（如江油守将马邈），而非“为汉室尽忠”，皆源于此。
其次，“正统性”崩塌导致法律权威丧失。诸葛亮制定的《蜀科》以“严明法治”着称，其权威部分来自“汉室法度”的延续性。当“汉室正统”的叙事崩塌，《蜀科》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蜀汉后期，黄皓等人“破坏科条”“私授爵位”而无人制止，反映出法律已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失去了“匡扶汉室”的神圣性。
最后，“正统性”崩塌瓦解了抵抗意志。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率军与邓艾决战，其部将黄崇“流涕”劝其“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而诸葛瞻“犹豫未纳”，最终战败。这种“犹豫”背后，是对“为谁而战”的迷茫——若蜀汉是“正统”，为何天命不佑？若抵抗是“正义”，为何士民不附？当抵抗失去“正统”与“天命”的支撑，其意志自然瓦解。
“正统性”崩塌的最终结果，是统治秩序的解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汉既无民众自发的抵抗，也无官员组织的巷战，甚至连后主刘禅的投降都显得“顺理成章”。这种“秩序解体”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正统性”长期崩塌的累积效应——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士人的支持、自身的信念，其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结语：“天命”背后的民心向背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本质上是“民心向背”的折射。“天命”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神意，而是民众对政权的认可与支持；“正统”也并非单纯的血缘传承，而是对“仁政”“稳定”“发展”的现实期待。
刘备、诸葛亮时期，“兴复汉室”的叙事之所以有号召力，不仅因其血缘身份，更因其“携民渡江”的仁心、“科教严明”的治理，让民众看到了“汉室复兴”的希望；而后期的蜀汉，既无法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又不能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其“正统性”自然失去根基。
曹魏的“天命转移”叙事，看似是舆论宣传的胜利，实则是其“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现实成就赢得了民心。当蜀汉的“正统”只剩下空洞的口号，而曹魏的“篡逆”却带来了相对的太平，民众与士人的选择便不难理解。
历史反复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终究源于“为民谋利”的实践，而非“天命所归”的宣称。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失败，更是“正统性”叙事失去民心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权无法再为其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无论是理想层面的信念，还是现实层面的福祉——其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下一章，我们将综合前文的分析，从“结构性矛盾总爆发”的视角，总结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探讨这段历史对后世政权兴衰的启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