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朝廷内部曾有过“迁都南中”的讨论。光禄大夫谯周以“南中诸郡，供给军资，民力已竭，若强迁，必生叛乱”为由坚决反对（《三国志·谯周传》）。这短短数语，道破了一个被战事掩盖的残酷现实：蜀汉的经济根基早已在常年征战中被掏空，别说支撑迁都后的抵抗，就连维持成都的基本防务都难以为继。自刘备入蜀至刘禅降魏，四十余年里，蜀汉的经济始终在“战争需求”与“民生底线”之间艰难拉扯，最终在姜维北伐的持续透支下彻底崩溃。本章将从经济结构、资源分配、民生状态三个维度，剖析蜀汉经济如何从“勉强支撑”走向“全面溃堤”，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畸形的经济结构：军事优先主义下的产业失衡
蜀汉的经济结构，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战时烙印”。刘备集团入蜀时，为快速整合资源支持对曹战争，确立了“军事优先”的经济政策，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核心产业全部纳入战争服务体系。这种结构在短期内凝聚了国力，却埋下了产业失衡的隐患，随着战争持续，其弊端愈发凸显。
农业作为古代王朝的经济命脉，在蜀汉被赋予了“军粮供给”的单一职能。诸葛亮执政时期，虽推行“务农殖谷”（《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农业生产的核心目标是“足食足兵”。他在汉中“休士劝农”，在渭水沿岸“分兵屯田”，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军事屯田”，即通过士兵与农民的强制劳作，最大化粮食产出以供应前线。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常年保持“带甲之士十万”，按古代“十丁养一兵”的比例，需至少一百万劳动力专门服务军事，而蜀汉总人口仅九十四万（《晋书·地理志》），这意味着几乎所有适龄农民都被卷入“军粮生产—战争消耗”的循环中。
为提高粮食产量，蜀汉政府推行了严苛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刘备入蜀后，将刘璋时期的“官田”与战乱中荒芜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耕种，条件是“纳租四成”（《华阳国志·蜀志》），远超东汉时期“三十税一”的标准。这种“高租制”虽短期内增加了军粮储备，却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到姜维北伐时期，为满足频繁战事需求，租税进一步提高至“纳租五成”，甚至出现“预征来年租税”的情况（《三国志·谯周传》注引《蜀记》），导致“民多逃亡，田野荒芜”。更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完全围绕军粮展开，经济作物（如桑、麻、果木）种植被大幅压缩，农民衣食所需依赖政府配给，形成“种粮只为供军，民生全靠救济”的畸形状态，一旦军粮短缺，民生立刻陷入绝境。
手工业的发展同样服务于军事。蜀汉的盐、铁、纺织三大手工业支柱，全部由官府垄断经营。盐铁专营自汉武帝时期确立，蜀汉将其推向极致：设“司盐校尉”管理盐井，“司金中郎将”掌管冶铁，生产的盐除供应军需外，仅留少量供民间；铁则主要用于铸造兵器、铠甲，农具铸造被严重忽视。据《三国志·王连传》记载，王连任司盐校尉时，“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这里的“国用”几乎全指军费。纺织业中，着名的“蜀锦”被视为“战略物资”，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蜀锦通过与吴、魏贸易换取战马、粮食，成为军费的重要补充。但这种“重军用轻民用”的手工业布局，导致农具短缺、衣物匮乏，农民“无铁犁可用，春耕延误；无布衣可穿，冬寒难御”（《华阳国志·巴志》），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
商业则沦为军事资源的“转运通道”。蜀汉的商业活动主要由官府控制，通过“官市”调节物资分配，核心目的是将民间财富转化为军事资源。刘备时期发行“直百钱”（一枚值百枚五铢钱），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诸葛亮时期虽整顿币制，但“官市垄断”政策不变，民间商人只能经营针头线脑等小商品，稍大的交易均由官府掌控。这种“抑制民间商业、强化官营贸易”的模式，虽避免了财富外流，却窒息了经济活力，使得蜀汉的商品经济远落后于魏、吴，一旦军事需求下降，经济便缺乏缓冲空间。
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战争压力较小时尚可维持，一旦战事升级，立刻暴露脆弱性。姜维十年九伐，军事需求呈几何级增长，农业、手工业、商业被迫超负荷运转，最终因“单一职能过载”而崩溃——农业因过度征调劳动力与高租税而减产，手工业因专注军工而无法满足民生，商业因官营垄断而丧失活力，三者相互拖累，形成“生产不足—消耗剧增—掠夺加剧—生产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
二、资源分配的极端倾斜：军费吞噬与财政体系的崩溃
蜀汉的资源分配，始终遵循“军事第一”的原则，军费开支长期占据财政总收入的七成以上，这种极端倾斜在姜维北伐时期达到顶峰，直接导致财政体系的全面崩溃。
军费的持续膨胀，源于北伐规模的不断升级。诸葛亮时期，北伐年均一次，每次投入兵力约五万，军费主要依赖益州内部储备与蜀锦贸易，尚可控。蒋琬、费祎时期，北伐频率降至年均半次，兵力控制在三万以内，军费开支相对稳定。姜维执政后，北伐频率增至年均近一次，单次投入兵力最高达八万（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攻上邽），且多为长途奔袭，粮草转运成本远超诸葛亮时期。据《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晋阳秋》估算，姜维一次北伐的军费消耗，相当于诸葛亮时期两次北伐的总和，十年九伐的总消耗，几乎耗尽了蜀汉四十余年的积累。
为填补军费缺口，蜀汉政府采取了“涸泽而渔”的财政手段。其一，加重赋税。除农业租税提高至“纳租五成”外，新增“口算钱”（人头税）、“刍稿税”（草料税）等十余种杂税，甚至对“老弱病残”也课以重税，“民有二男，必征其一；家有五口，岁输三石”（《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蜀记》）。其二，货币贬值。继刘备“直百钱”后，姜维时期又发行“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大面额货币，一枚新币竟值五百枚五铢钱，导致“谷价腾踊，一斛米至万钱”（《晋书·食货志》），民间财富被洗劫一空。其三，强制征调。官府不仅征调壮丁入伍，还强征农民的耕牛、农具充作军需，“蜀地牛疫频发，而官征不已，民无牛耕，只能徒手掘土”（《华阳国志·蜀志》），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
财政体系的崩溃，体现在“入不敷出”与“信用破产”两个层面。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蜀汉财政收入仅能覆盖军费开支的六成，其余四成需靠“借债”维持——向地方豪强“强借粮草”，向士族“摊派军饷”，甚至“变卖官田、官奴”（《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江表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使得政府信用彻底破产，地方豪强开始“隐匿资产，消极抵抗”，士族则“与魏暗通款曲，寻求后路”。更严重的是，货币贬值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直百钱”在民间几乎失去流通功能，物物交换重新成为主流，财政体系退回到原始状态，政府彻底丧失了调控经济的能力。
资源分配的极端倾斜，还导致了“地区间的掠夺性平衡”。蜀汉的经济重心在成都平原，而北伐的兵源、物资多来自南中（今云南、贵州）与巴郡（今重庆）。为支撑前线，政府对南中、巴郡实施“超额征调”，“南中每年输送金、银、丹、漆、耕牛、战马，巴郡每岁缴纳租税占全国三成”（《三国志·李恢传》《华阳国志·巴志》）。这种“以一隅养全局”的模式，严重透支了南中、巴郡的资源，引发当地民族矛盾与地方叛乱。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南中夷族“因赋役繁重，举兵反蜀”（《三国志·张嶷传》），虽被镇压，但此后“南中贡赋锐减，蜀军不得不分兵镇守，进一步消耗兵力”，形成“征调—叛乱—再征调”的死结。当邓艾兵临成都时，南中、巴郡因“力竭民疲”，根本无力出兵救援，这正是资源掠夺性分配的最终恶果。
三、民生的全面凋敝：从“温饱线”到“生存线”的坠落
经济结构的畸形与资源分配的失衡，最终都转化为民生的深重灾难。蜀汉的百姓，从刘备入蜀时的“尚可温饱”，到诸葛亮时期的“勉强度日”，再到姜维时期的“挣扎求生”，一步步从“温饱线”坠落至“生存线”边缘，最终丧失了对政权的最后一点认同。
粮食短缺是民生凋敝的直接体现。诸葛亮时期，虽有北伐，但通过屯田尚能维持“军有余粮，民无饥色”（《三国志·诸葛亮传》）。姜维北伐后，粮食消耗剧增，政府“夺民之食以充军”，导致民间“一斛米价至万钱，人相食者屡见”（《晋书·食货志》）。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即蜀汉灭亡前一年，蜀地发生大旱，粮食减产五成，政府不仅不开仓放粮，反而“加征租税以备北伐”，成都平原出现“百姓相携入山，采野菜、掘草根为食”的景象（《华阳国志·蜀志》）。更讽刺的是，当邓艾大军进入成都时，发现蜀军粮库中仍有“米四十万斛”（《三国志·邓艾传》），这些粮食被死死攥在军方手中，宁愿留给敌军，也不愿救济饥民——这种“军事优先”到极致的做法，彻底寒了百姓的心。
徭役繁重是压垮民生的另一根稻草。蜀汉的徭役包括兵役、力役、运输役等，其中兵役需“男子十七至六十岁皆服”，力役（修城、筑路、运粮）每年长达三个月，运输役更是“远至祁山、陇西，往返数千里，死者十之三四”（《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姜维北伐时期，为保障前线运输，“征调民夫二十万，昼夜转运，死者相枕于道”（《资治通鉴·魏纪十》）。成都附近的农民，“春耕时被征为夫，秋收时仍未归，田亩荒芜，家无余粮”，许多家庭因“男丁尽死役中，妇幼饿死家中”而灭绝。《三国志·谯周传》中，谯周描述当时的民生：“民有菜色，野有饿殍，老幼相弃，道路号哭”，正是这种惨状的真实写照。
社会秩序的崩溃是民生凋敝的最终表现。当生存成为唯一目标，道德与法律便失去了约束力。蜀汉后期，“盗贼蜂起，劫富掠贫”成为常态，政府因“兵力不足，无力镇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国志·马忠传》）。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员与豪强勾结，“趁乱兼并土地，隐匿人口，逃避赋税”，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豪族“多占良田千亩，家僮数百，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两极分化，使得百姓对蜀汉政权的怨恨达到顶点。当魏军伐蜀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并非真心拥护曹魏，而是对蜀汉政权彻底绝望后的“换朝以求生”。
民生的凋敝，最终转化为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在传统政治伦理中，“民生安定”是政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却让治下百姓“饱尝战乱之苦，深陷生存绝境”，其合法性自然荡然无存。谯周在《仇国论》中批评蜀汉“极武黩征，民不堪命”，主张“去就之理，宜待天命”，实则是在为投降制造舆论——当一个政权连百姓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时，“天命”早已不在其身。
从经济结构的畸形到资源分配的失衡，再到民生的全面凋敝，蜀汉的经济崩溃并非偶然，而是“军事优先主义”长期推行的必然结果。刘备、诸葛亮时期，尚可凭借个人权威与法治手段，在“战争需求”与“民生底线”之间找到脆弱平衡；而当权力传递到缺乏权威与远见的继承者手中，这种平衡便被彻底打破，经济体系在持续透支中走向溃堤。
炎兴元年的投降，对蜀汉百姓而言，或许不是灾难的结束，而是苦难的暂时喘息。当刘禅在洛阳说出“此间乐，不思蜀”时，他不会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亲人的蜀地百姓，早已用饥饿与死亡，提前为这个政权写下了墓志铭。下一章，我们将把目光转向蜀汉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心理，看看“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的长期隔阂，如何最终瓦解了抵抗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