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权臣司马昭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力排众议定下伐蜀大计。他对群臣直言：“蜀所恃赖，唯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我今伐之，必可成功。”（《三国志·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这场看似冒险的军事行动，实则是曹魏针对蜀汉数十年弱点的精准布局——从战略侦察到兵力部署，从分化瓦解到奇正配合，每一步都直击蜀汉的命门。而蜀汉面对这场灭顶之灾，却因内部矛盾、情报失灵、决策混乱，一步步错失反击机会，最终走向覆灭。本章将从曹魏的战略制定、战术实施与蜀汉的应对失误两相对比，揭示外部压力如何与内部危机共振，成为压垮蜀汉的最后一击。
一、曹魏的战略研判：洞悉蜀汉弱点的“靶向打击”
曹魏对蜀战略，历经曹操、曹丕、曹叡至司马昭时期的长期调整，最终形成“稳扎稳打、精准突袭”的成熟方案。其核心在于精准把握蜀汉的三大致命弱点：国力空虚、内部不和、国防失衡，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策略。
首先是对蜀汉国力的精准评估。自曹操赤壁战败后，曹魏对蜀长期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一方面是因南方战事牵制，另一方面是对蜀汉实力存有忌惮。至司马昭执政时，通过多年侦察与分析，已摸清蜀汉的国力底线：人口不足百万，兵力仅十万，且“连年征战，民疲兵弱”（《晋书·文帝纪》）。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司马昭在伐蜀前算过一笔账：“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诸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这种对兵力的精确掌握，使其敢于以“十八万大军”（钟会十万、邓艾三万、诸葛绪五万）形成压倒性优势。更关键的是，曹魏看透了蜀汉“经济依赖军屯与蜀锦，难以为继”的短板，判定其“若遭重兵打击，必因粮尽而溃”，因此将“切断粮道”作为重要战术目标。
其次是对蜀汉内部矛盾的充分利用。曹魏通过间谍与降将（如夏侯霸），深知蜀汉“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对立、姜维与黄皓相攻”的乱象。司马昭曾对群臣分析：“蜀主暗弱，黄皓专权，姜维避祸沓中，士民离心，此天亡之时也。”（《资治通鉴·魏纪十》）基于此，曹魏制定了“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并重”的策略：对蜀汉本土士族，通过释放“降者保留爵位、保护家产”的信号（《三国志·邓艾传》），动摇其抵抗意志；对姜维等主战派，则以“重兵牵制”使其难以回援；对刘禅与黄皓，则利用其“怯弱多疑”的性格，通过散布“蜀军必败”的谣言加剧其恐慌。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精准击中了蜀汉内部的裂痕，大大降低了军事行动的阻力。
最后是对蜀汉国防漏洞的精准锁定。曹魏长期关注蜀汉的边防布局，尤其注意到姜维调整汉中防御策略后的致命破绽。据《三国志·邓艾传》注引《战略》记载，邓艾曾多次上书分析：“姜维弃‘错守诸围’，改为‘敛兵聚谷’，虽欲诱敌，实则门户大开，若遣一军袭阴平，可绕开剑阁，直抵成都。”这一判断基于对地形的深刻了解——阴平道虽艰险，但蜀汉疏于防备，正是“出其不意”的绝佳路径。同时，曹魏也看穿了蜀汉“兵力集中于北伐前线，后方空虚”的弱点，因此采取“三路并进”的战术：钟会率主力攻汉中，吸引姜维回援；诸葛绪断姜维退路；邓艾奇袭阴平，直插心脏。这种战术设计，完全针对蜀汉“外强中干”的国防特点，使其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开始，曹魏便着手伐蜀的具体准备：司马昭调兵遣将，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军事，“大造舟船，佯作伐吴之势”（《三国志·钟会传》），迷惑蜀汉；邓艾在陇西“训练士卒，熟悉蜀地地形”；同时，通过外交手段稳住东吴，避免两线作战。这些准备工作，基于对蜀汉弱点的精准研判，为最终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曹魏的战术实施：三路并进与奇正配合的完美执行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曹魏十八万大军兵分三路，正式发起灭蜀之战。这场战役的进程，几乎完全按照战前规划展开，其战术执行的精准与高效，与蜀汉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
钟会主力的“正面突破”进展顺利。钟会率十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进军，直指汉中。按照姜维“敛兵聚谷”的部署，汉中外围据点的守军应退守汉、乐二城，诱敌深入后再决战。但实际执行中，蜀军“诸围守将或降或溃”（《三国志·钟会传》）：阳安关守将蒋舒献关投降，傅佥战死，魏军轻松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汉、乐二城虽有抵抗，但孤立无援，很快被包围。钟会大军仅用一个月便突破汉中防线，进抵剑阁，完全实现了“吸引蜀军主力”的目标。其顺利的关键，在于精准利用了姜维防御策略的漏洞——放弃外围后，蜀军既无地利可守，又未能形成有效集结，导致防线迅速崩溃。
诸葛绪的“侧翼牵制”成功切断姜维退路。诸葛绪率五万大军从祁山出发，目标是占领武街、桥头，阻止姜维从沓中回援汉中。此时，姜维正在沓中屯田，闻魏军来伐，急忙率军东撤。双方在阴平桥头展开争夺，诸葛绪“先至桥头，断维归路”（《三国志·诸葛绪传》），姜维虽绕路偷渡，暂时摆脱追击，但因延误时日，未能及时赶回汉中，导致钟会大军长驱直入。诸葛绪的牵制，虽未歼灭姜维主力，却为钟会突破汉中争取了宝贵时间，使蜀汉陷入“前线主力回援不及，后方防线已破”的被动局面。
邓艾的“奇袭阴平”成为决定性一击。当钟会被姜维阻于剑阁，“粮道险远，军食乏”（《三国志·邓艾传》），甚至萌生退意时，邓艾提出“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的大胆计划。这一行动的艰险超乎想象：大军穿越七百余里无人区，“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三国志·邓艾传》），途中“粮运将匮，频于危殆”，甚至需要“以毡自裹，推转而下”（《资治通鉴·魏纪十》）。但正是这种近乎冒险的奇袭，彻底打乱了蜀汉的部署——江油守将马邈毫无防备，开城投降；诸葛瞻率军阻击，却因“兵未经战”（《三国志·诸葛亮传》附诸葛瞻），在绵竹战败身亡。邓艾大军如入无人之境，直逼成都，最终迫使刘禅投降。这一战术的成功，不仅在于出其不意，更在于精准把握了蜀汉“后方空虚、民心涣散”的状态，奇袭的同时，也引发了蜀汉内部的全面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三路大军虽各有任务，却能相互配合、灵活调整：钟会在剑阁与姜维对峙，为邓艾奇袭创造条件；邓艾攻克江油后，及时通报钟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即使诸葛绪因“畏敌不前”被钟会收编，也未影响整体战局。这种协同作战能力，远超蜀汉的军事水平，反映出曹魏在军事组织、指挥体系上的成熟。
三、蜀汉的应对失据：情报失灵、决策混乱与抵抗崩溃
面对曹魏的雷霆攻势，蜀汉的应对从一开始就陷入混乱。从情报预警的失效，到中枢决策的迟疑，再到前线抵抗的瓦解，每一步失误都加速了灭亡的进程，而这些失误的根源，正是前文所述的内部矛盾与治理困境。
情报失灵让蜀汉错失防御先机。早在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姜维就已察觉曹魏“治兵关中，有伐蜀之意”，并上书后主“请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三国志·姜维传》）。但这一关键预警，却被黄皓扣压——黄皓“信巫鬼，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群臣莫知”（《同上》）。直至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魏军已兵临边境，后主才仓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此时距离魏军发起进攻已过去一个月，宝贵的防御准备时间被完全浪费。更严重的是，蜀汉对曹魏的兵力部署、主攻方向一无所知，姜维在沓中“仅知钟会一军，不知邓艾、诸葛绪动向”（《资治通鉴·魏纪十》），导致初期应对完全被动。
中枢决策的混乱加剧了局势恶化。后主刘禅面对危机，既无战略眼光，又无决断能力，完全被谯周等本土士族左右。当魏军突破汉中、邓艾奇袭阴平的消息传来，朝堂之上争论不休：姜维建议“坚守剑阁，调南中兵回援”；廖化主张“迁都南中，以图后举”；刘谌泣血恳请“背城一战”；而谯周则力主“降魏保民”。后主在这些意见中摇摆不定，先是“遣诸葛瞻督诸军拒艾”，却又“不给足够粮草与兵力”（《三国志·诸葛亮传》附诸葛瞻）；后又“欲奔南中”，因谯周“南中必叛”的恐吓而放弃；最终在谯周的再三劝说下，选择投降。这种决策的迟疑与反复，使得蜀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机会——若能早调南中军队回援，或坚守成都等待姜维，战局未必不可挽回。
前线抵抗的瓦解是内部矛盾的总爆发。蜀汉军队的抵抗，从一开始就缺乏统一指挥与协同：姜维在剑阁与钟会对峙，虽“列营守险，会不能克”（《三国志·姜维传》），却因“后主降诏”而被迫放下武器；诸葛瞻在绵竹的抵抗，因“骄纵轻敌”（《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世语》）与“本土士兵不愿死战”而失败；地方守军则“多为益州人，见成都已降，纷纷效仿”（《晋书·文帝纪》）。更深刻的原因是，蜀军士兵“多为蜀地百姓，厌战已久”，面对魏军的进攻，“或逃或降，斗志全无”。就连姜维后来试图“假降钟会，恢复蜀汉”的计划，也因“蜀人不愿再战”而失败（《三国志·姜维传》）。这种抵抗的全面崩溃，本质上是蜀汉政权失去民心、军心的必然结果。
从八月魏军伐蜀，到十一月刘禅投降，短短三个月，蜀汉便宣告灭亡。这个速度既反映了曹魏战略战术的成功，更暴露了蜀汉内部的腐朽与脆弱。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汉并非无兵可用——南中仍有驻军，姜维大军尚在剑阁，成都城内也有数千守军，但“人心已散，无人愿战”。正如谯周所言：“若战，兵民必溃；若守，粮谷不继；若逃，无处可去。”（《三国志·谯周传》）这种绝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蜀汉数十年积累的内部矛盾，在外部打击下的总爆发。
曹魏灭蜀的过程，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蜀汉政权的层层病灶：国力空虚使其难以承受大规模战争，内部不和使其难以形成抵抗合力，国防失衡使其难以阻挡敌军进攻，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回到了权力结构、战略选择、经济模式与认同构建的深层缺陷。外部压力只是催化剂，真正导致蜀汉灭亡的，仍是其自身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当刘禅的降表送到洛阳，司马昭或许会感慨这场胜利的轻松，但他未必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摧毁的不仅是一个王朝，更是一个在“正统叙事”与“现实利益”之间挣扎了四十余年的政治标本。下一章，我们将从历史的长镜头回望，总结蜀汉灭亡的多重教训，探讨这些教训对后世王朝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