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秋，当钟会大军突破汉中防线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后主刘禅正在宫中与宦官黄皓“观斗蟋蟀”。朝堂之上，卫将军诸葛瞻与尚书令董厥争论不休，一方主张“速召姜维回援”，一方坚持“固守成都以待转机”，而真正的决策者刘禅却“终日宴饮，不问政事”。这种权力中枢的混乱与决策的低效，并非一时之失，而是蜀汉后期长期积累的政治痼疾。从后主的昏聩到宦官的专权，从派系的倾轧到决策的错位，权力核心的失序如同蔓延的毒瘤，彻底瓦解了蜀汉的抵抗能力，使其在曹魏的攻势下束手无策。
一、后主刘禅的“无为而治”：从权力旁落到责任虚化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十七岁的刘禅继位时，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告诫他“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但这位年轻的君主，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局限，其“无为而治”的统治风格，最终演变为对权力的放任与对责任的逃避。
刘禅的“无为”首先体现在对朝政的消极态度上。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虽能“承诸葛之成规”，但刘禅逐渐显露“耽于享乐”的本性。延熙年间，他“广造宫室，采择民女以充后宫”，甚至在朝堂之上“以弹棋、博弈为乐”，将政务交由尚书令处理。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襄阳记》记载，有大臣上书劝谏“陛下春秋方盛，宜亲理万机”，刘禅却答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今葛氏已亡，吾自适意耳。”这种对权力的淡漠，使得朝政逐渐失去核心引领，为权臣与宦官干政提供了空间。
更致命的是责任意识的完全虚化。刘禅在决策中始终秉持“不担责”原则，凡遇重大事务，必“集议朝堂，从众所言”，看似“广纳谏言”，实则逃避决断。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夏侯霸投奔蜀汉，朝臣多主张“厚待以结关中之心”，刘禅却因“恐曹魏报复”犹豫不决，最终仅封夏侯霸为“车骑将军”，未委以实权，错失了拉拢曹魏降将的机会。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曹魏伐蜀前夕，姜维多次上书“请增兵阴平、阳安关”，刘禅却“惑于黄皓之言，竟寝其事”，直到敌军兵临城下才仓促应对。这种“遇事推诿，事后甩锅”的统治方式，使得蜀汉在危机面前始终缺乏有效的决策响应。
刘禅对“虚名”的迷恋与对“实政”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他曾因“诸葛亮荐举的董允多次谏阻其采买民女”而心生不满，借故将其调任闲职；却对宦官黄皓“言祥瑞、颂功德”的谄媚之言深信不疑。景耀五年（公元262年），黄皓称“成都有凤凰来仪，当为中兴之兆”，刘禅竟下令“大赦天下，改元炎兴”，试图以虚名掩盖危机。这种对政治现实的认知错位，使得蜀汉的权力中枢彻底丧失了对时局的判断能力。
二、宦官黄皓的专权：从近侍到权臣的权力异化
蜀汉后期的政治混乱，与宦官黄皓的专权密不可分。这个从“给事黄门”逐步攀升至“中常侍、奉车都尉”的宦官，利用刘禅的昏聩与信任，编织起一张覆盖朝堂的权力网络，将朝政引向腐败与混乱。
黄皓的专权始于对信息渠道的垄断。作为后主的近侍，他控制了皇帝与外朝的沟通路径，“凡大臣上书，必先经其审阅，合意者方呈御前，不合者辄隐匿”。姜维因“数谏伐魏，与皓不睦”，其北伐奏疏多次被黄皓扣压；巴东太守罗宪因“拒绝依附皓”，被黄皓借故调任偏远之地。这种信息垄断使得刘禅“偏听偏信”，对朝堂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甚至在曹魏大军压境时，还相信黄皓“魏军不敢来”的谎言。
更恶劣的是，黄皓将官场变为“利益交易场”，通过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败坏吏治。据《三国志·董允传》记载，黄皓掌权后，“刺史、郡守多出其门，皆以货赂得之”，广汉太守田续因“献金百斤”被破格提拔，而有“治世之才”的巴西人王甫却因“不附皓”终身未得重用。这种任人唯亲、唯利是图的用人方式，使得蜀汉官僚体系迅速腐化，“清廉者遭排挤，贪墨者居高位”，行政效率大幅下降。当邓艾偷渡阴平时，江油守将马邈正是黄皓“受贿提拔”的亲信，其不战而降并非偶然。
黄皓与朝臣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了中枢的分裂。为巩固权力，他联合尚书令陈祗排挤异己，先是构陷“刚直不阿”的侍中董允，使其郁郁而终；后又设计罢免“反对宦官干政”的尚书令吕乂，换上依附自己的陈祗。陈祗死后，黄皓又与诸葛瞻、董厥等“荆州派”后裔明争暗斗，导致“朝分两派，互相攻讦”。景耀四年（公元261年），黄皓甚至试图废黜姜维的兵权，改由亲信阎宇接任，虽未成功，却使得姜维“惧祸，屯沓中不敢归”，严重削弱了军事指挥体系的统一性。
宦官专权的本质，是皇权的异化与失控。黄皓的权力并非来自制度赋予，而是源于刘禅的“授权”与“纵容”，这种“私权凌驾于公权”的状态，彻底破坏了蜀汉的政治生态。当权力可以通过谄媚、贿赂获得，当忠诚与才干让位于依附与利益，这个政权的决策中枢便已病入膏肓。
三、派系倾轧：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终极博弈
蜀汉的权力结构从立国之初就存在“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潜在张力，这种张力在后期演变为公开的派系倾轧，使得朝堂陷入“内斗优先于国事”的恶性循环，严重消耗了政权的凝聚力。
荆州集团作为蜀汉的“统治核心”，始终占据权力主导地位，但其后期的衰落与内部分裂加剧了危机。以诸葛瞻、董厥为代表的“荆州派”后裔，虽继承了父辈的职位，却缺乏相应的才干与威望。诸葛瞻“工书画，善言辞”，却“不熟军事，刚愎自用”，他反对姜维北伐并非出于战略考量，而是“忌其功高”；董厥“为人谨厚，却无决断”，在曹魏伐蜀时“终日与诸葛瞻争论，莫衷一是”。这种“能力不配位”的状况，使得荆州集团失去了对政权的有效掌控，却仍固执地维护既得利益，排斥益州人士。
益州集团则从“隐忍”走向“主动抗争”，其代表人物谯周的“降魏论”正是这种抗争的极端表现。益州士族长期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本就薄弱，而黄皓专权与荆州派的压制，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延熙年间，益州学者杜琼曾借“谯周问谶语”之机，暗讽“刘氏祚尽”；景耀年间，谯周作《仇国论》，更是公开质疑蜀汉的统治合法性。当曹魏伐蜀时，益州集团的“降魏”主张并非单纯的“卖国”，而是试图通过政权更迭打破荆州集团的垄断，恢复本土士族的利益。这种派系立场超越国家利益的选择，使得蜀汉在危局中失去了内部整合的可能。
派系斗争的直接后果是决策的低效与错位。面对曹魏的军事威胁，荆州集团主张“坚决抵抗，退保南中”，益州集团则力主“投降曹魏，保全益州”，两派在朝堂上争执不休，却无人提出切实可行的防御方案。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因“忌恨益州将领”，拒绝采纳巴西人黄崇“速占险要”的建议，终致绵竹大败；刘禅在投降前，仍因“荆州旧臣反对”而犹豫，直到谯周以“若不降，必遭屠戮”相逼才下定决心。这种被派系利益绑架的决策过程，使得蜀汉一次次错失了挽救危局的机会。
四、决策失灵的致命后果：军事防御体系的全面崩塌
中枢权力的混乱与派系的倾轧，最终体现在军事决策的全面失灵上，这直接导致了蜀汉防御体系的崩溃。从对曹魏伐蜀的预判不足，到战时指挥的混乱无序，蜀汉的每一步应对都暴露了决策中枢的致命缺陷。
对曹魏军事行动的误判，源于信息闭塞与盲目乐观。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已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伐蜀计划，而蜀汉朝廷却因黄皓“隐匿军情”，对危机一无所知。姜维在沓中察觉魏军动向，上书“请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阴平桥”，这一合理建议却被黄皓与刘禅斥为“小题大做”，竟“诏报曰：‘魏军来者，边将足以御之，何必惊扰朝廷？’”直到钟会大军突破骆谷，刘禅才仓促下令“遣廖化赴沓中，张翼、董厥赴阳安关”，但此时战机已失，援军未至而阳安关已破。
战时指挥的混乱更是加速了溃败。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既未与姜维的主力部队取得联系，也未协调成都的防御力量，仅凭“血气之勇”孤军深入，最终兵败身死。而刘禅在诸葛瞻战死、邓艾兵临城下后，仍在“降魏”与“逃亡”之间摇摆：他先听从儿子北地王刘谌“背城一战”的建议，旋即又被谯周“降魏保民”的言辞说服，甚至一度计划“逃往南中”，却因“恐南中夷族叛乱”而放弃。这种朝令夕改、毫无章法的决策，使得蜀汉的残余力量无法形成有效抵抗。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刘禅最终决定投降时，姜维的主力部队仍在剑阁与钟会对峙，“兵尚有数万，粮草尚可支付余”。若中枢能及时协调姜维回援，或坚守成都待变，局势未必不可收拾。但权力中枢的失序与决策的失灵，使得这支最后的有生力量成了“无主之师”，最终在姜维“复国计划”失败后瓦解。
蜀汉的灭亡，从权力中枢的角度看，是决策失灵与派系内斗共同作用的结果。后主的昏聩、宦官的专权、派系的倾轧，使得这个政权在危机面前失去了统一的意志与高效的应对能力，最终在内耗中耗尽了所有抵抗的可能。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始于核心权力的失序——当决策者沉溺享乐、当权力被私利绑架、当派系斗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即便是再坚固的防线，也会从内部被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