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祚延续”的叙事构建：刘备集团的正统性奠基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其称帝诏书开篇即言：“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这段文字清晰地揭示了蜀汉政权正统性的核心逻辑——以“汉室后裔”身份继承刘邦、刘秀的帝统，将曹魏斥为“篡逆”，从而为自身统治披上“天命所归”的外衣。
这种正统性叙事的构建，始于刘备早年的身份塑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刻意强调其“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的出身，即便这一谱系在东汉末年已模糊不清，却为其“匡扶汉室”的政治主张提供了血缘依据。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则以“衣带诏”事件为契机，打出“奉诏讨贼”的旗帜，将自身定位为“汉室正统”的坚定维护者。
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强化这一叙事：占据荆州时，以“刘表宗室”的身份宣称“保境安民”；夺取益州后，以“刘璋暗弱，失去汉土”为由合理化统治；进位汉中王时，更以“群下推戴”的形式强调“天命在汉，非曹氏所能篡”。这种叙事在蜀地的传播，依赖于三个载体：一是官方史书的编纂，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刘备“仁德”形象的塑造；二是祭祀体系的重构，成都的“汉昭烈庙”与洛阳的“魏文帝庙”形成鲜明对立；三是士大夫的舆论呼应，诸葛亮《出师表》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呐喊，成为正统性叙事的经典表达。
在蜀汉建立初期，“汉祚延续”的叙事确实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荆州集团成员因“复汉”理想而坚定追随，东州集团因“对抗曹魏”的现实需求而选择合作，即便是益州本土士族，也在“汉”的旗帜下暂时接受了外来统治。这种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在刘备、诸葛亮时期构成了蜀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二、“代际断层”与记忆稀释：正统符号的情感衰减
正统性叙事的维系，不仅依赖于文本构建，更依赖于民众对“汉时”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历东汉盛世的一代人逐渐凋零，年轻群体对“汉室”的情感联结不断弱化，正统符号的感召力不可避免地出现衰减。
东汉灭亡（220年）时，经历过灵帝、献帝时期的民众已年近四十，他们对董卓之乱、曹操专权的记忆尚存，对“汉室复兴”抱有天然的情感期待。这正是刘备、诸葛亮能够以“复汉”号召人心的社会基础。但到了蜀汉中期（240年前后），社会主力已换成出生于建安末年至蜀汉初年的一代人，他们从未亲历汉室的实际统治，对“曹操篡汉”的认知仅来自官方叙事，缺乏切身体验的情感支撑。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谯周曾在朝堂上公开质疑：“昔武王伐纣，逆取而顺守，圣人之道也。魏承汉运，有何不可？”这种言论在蜀汉初期是不可想象的，却在后期成为部分士大夫的共识，反映出“汉祚正统”的情感基础已出现松动。更值得注意的是，蜀汉民间开始流传“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将曹魏视为“天命所归”，这种民间舆论的转向，远比士大夫的质疑更能说明正统符号的情感衰减。
诸葛亮之后的执政者，未能有效应对这种代际断层。蒋琬、费祎虽延续“北伐”政策，却未能更新正统性叙事的表达方式，仍沿用“先帝遗志”“二祖荣光”等陈旧符号，与年轻群体的认知脱节。姜维北伐时，甚至出现“士兵哗变”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侧面反映出“复汉”理想对普通军民已失去吸引力。
记忆的稀释使得正统性叙事从“情感共鸣”降格为“政治口号”。当“兴复汉室”不再能激发民众的自发认同，蜀汉政权的合法性便失去了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只能依靠武力与高压维持，这种维系方式的成本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攀升，最终陷入“越压制越疏离”的恶性循环。
三、“现实落差”与信任危机：正统叙事的实践悖论
正统性叙事的崩塌，更源于其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蜀汉以“仁德”“正统”自居，却在实践中呈现出诸多矛盾，这种“言行不一”逐步消解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信任。
首先是“仁德”叙事与高压统治的矛盾。刘备入蜀时曾承诺“约法三章，宽惠百姓”，但诸葛亮执政后推行的“严刑峻法”与“重赋政策”，使得“百姓雕瘁，仓廪空虚”（《华阳国志》）。民间流传“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的怨言，与官方宣传的“仁德之政”形成尖锐对比。当普通民众为了支持北伐而“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时，“复汉”理想在生存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其次是“正统”宣称与偏安现实的矛盾。蜀汉自称“汉祚延续”，却偏居益州一隅，既未能收复中原，也未能保全荆州，与“还于旧都”的承诺相去甚远。曹魏则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士族，恢复生产，呈现出“治世”气象。这种现实对比让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若蜀汉真是“天命所归”，为何始终困于一州？若曹魏真是“篡逆”，为何能安定中原？
更严重的是统治集团的内部腐化，直接摧毁了正统性叙事的道德基础。黄皓专权时，“贿赂公行，赏罚无度”，诸葛瞻、董厥等“辅政大臣”不仅未能匡正，反而与之勾结，形成“浊流政治”。这种“上层失德”的现实，与“汉室宗亲”“忠臣之后”的身份标签形成强烈反差，让民众对“正统”的道德优越感产生根本怀疑。《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记载，当邓艾兵临城下时，成都百姓“竟无一人愿战”，这种集体冷漠恰是信任危机的极致表现。
现实与叙事的背离，使得正统性从“合法性来源”变成“讽刺性符号”。民众不再相信“复汉”能带来福祉，士大夫不再认同“汉祚”的唯一性，蜀汉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柱在这种普遍的不信任中逐渐崩塌。
四、“曹魏正统”的反向建构：外部叙事的渗透与挤压
蜀汉正统性的消解，还受到曹魏“反向建构”的外部挤压。曹魏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将自身塑造为“天命所归”的正统王朝，不断削弱蜀汉的合法性宣称，形成了意识形态层面的“降维打击”。
曹丕代汉时，采用“禅让”形式，通过“九锡”“劝进”等仪式构建“汉魏禅代”的合法性，宣称“汉祚已尽，魏承天命”。这种“和平过渡”的方式，相较于刘备“自立为帝”的激进做法，更易被士大夫阶层接受。魏文帝、明帝时期，又通过编纂国史（如王沈《魏书》）、祭祀历代汉帝、优待汉室宗亲等手段，强化“魏继汉统”的叙事，将曹魏塑造为东汉的“合法继承者”。
曹魏的正统性建构还包含对蜀汉的直接否定。陈群、桓阶等大臣在奏章中明确称蜀汉为“蜀虏”“伪朝”，将刘备斥为“织席贩履之徒，妄称宗室”。魏明帝曹叡更在诏书中强调：“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盗据巴、蜀，狼顾一隅。”这种官方叙事通过使节往来、边境贸易等渠道渗透到蜀地，对蜀汉的正统性形成直接冲击。
更具杀伤力的是，曹魏通过“招降纳叛”吸引蜀汉士民。孟达降魏后被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黄权降魏后仍受重用，这些案例向蜀地传递出“曹魏兼容并包”的信号，与蜀汉“压制本土士族”的做法形成对比。当益州士族看到曹魏能提供更广阔的政治空间，其对“蜀汉正统”的认同自然会进一步动摇。
景元四年（263年），邓艾伐蜀时发布檄文：“蜀相姜维，蕞尔小国，负阻抗命……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惠泽流布，天下归心，望风而从。”这种将曹魏视为“天命所归”、蜀汉视为“逆天抗命”的叙事，在此时已获得蜀地部分士民的认同，成为压垮蜀汉正统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历史的镜鉴：意识形态与统治合法性的共生逻辑
蜀汉正统性的消解历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规律：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不在于文本的完美构建，而在于与现实的契合度、与民众的情感联结、对时代变化的适应力。当“汉祚延续”的叙事无法回应民生需求，当“复汉”理想被现实落差击碎，当统治集团的行为背离自身宣扬的道德标准，意识形态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从刘备称帝时的“天命所归”到刘禅降魏时的“群下劝进”，蜀汉正统性的兴衰印证了：任何政权的合法性，终究要建立在“为民谋利”的现实基础上，而非单纯的符号建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凝聚人心的旗帜，但绝不能替代民生改善与治理效能；正统性可以为统治提供道义支撑，但终究要接受现实的检验。这既是蜀汉灭亡留下的历史教训，也是所有政权维系合法性必须直面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