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的正月，成都的太学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博士们围绕“当今天下，汉室是否可兴”展开争论，多数人却避而不谈北伐的艰难，反而热议“若魏蜀合一，益州士族当如何自处”。有个年轻的博士忍不住拍案：“先主创业艰难，丞相鞠躬尽瘁，尔等竟思苟合？”话音未落，便被众人斥为“迂腐”。
这场辩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蜀汉末年士风的沉沦。曾经，“兴复汉室”是支撑蜀地士人舍生忘死的精神旗帜——关羽“威震华夏”时，多少人为之热血沸腾；诸葛亮“六出祁山”时，多少人愿效犬马之劳。可到了后主年间，这面旗帜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的算计、“依附强者”的现实，连最该坚守气节的士人阶层，都弥漫着一股颓败之气。
一、理想的消解：从“汉贼不两立”到“天命已归魏”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汉称帝的消息传到成都，刘备在武担山登基时，群臣痛哭流涕，誓要“讨贼复国”。那时的蜀汉士人，普遍相信“汉室虽衰，天命未改”，连益州本地大儒秦宓都上表称“曹丕篡逆，天人共愤，我主应承继大统，以安四海”。这种对“汉室正统”的认同，是蜀汉立国的精神根基。
诸葛亮将这种认同推向了极致。他在《出师表》中写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深入士人骨髓的信念。建兴年间，丞相府的掾属多是“自比管乐”的理想主义者——马谡虽失街亭，却至死不忘“克复中原”；张嶷驻守南中十五年，临终遗书仍劝姜维“莫忘北伐”。那时的朝堂，即便有分歧，也多是“如何兴汉”的策略之争，而非“是否兴汉”的道路之辩。
理想的消解，始于一次次北伐失利的打击。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撤回时，沿途百姓“焚香哭送”，许多士人自发披麻戴孝；可到了延熙十九年姜维大败于段谷，死者数万，成都街头竟有人编出“维亡蜀”的童谣。当“兴复汉室”的希望一次次破灭，士人的信念便在现实面前逐渐崩塌。
更致命的是“天命论”的蔓延。景耀元年，有个叫谯周的大儒撰写《仇国论》，文中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寓言，说“小国若不知量力，屡犯大国，必遭覆灭”，实则否定北伐的合理性。此文在士人中广为流传，连尚书令樊建都私下赞叹“谯公之言，深合时务”。
士人们开始公开讨论“天命归魏”。光禄大夫谯周在朝堂上直言“曹丕篡汉虽逆，然魏承汉土，民渐归心，此天命也”；博士李譔甚至引用谶纬之说“代汉者，当涂高也”，称“当涂高者，魏也，此乃天意”。这些言论若放在建兴年间，定会被斥为“妖言惑众”，可在景耀年间，却成了“洞察时务”的明见。
理想消解的直接后果，是士人对朝廷的疏离。姜维北伐时，请求太学推荐有勇有谋的生员从军，应者寥寥；而当曹魏使者秘密入蜀招揽人才时，竟有不少士人暗中递交名帖。正如郤正在《士风论》中痛斥的：“昔日闻北伐则喜，今日闻北伐则惧；昔日言汉室则敬，今日言汉室则笑，世道何至于此！”
二、气节的沦丧：从“宁死不降”到“望风归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败走麦城，孙权遣使劝降，关羽怒斥“碧眼小儿，安敢劝我降”，最终被杀；章武二年，刘备在夷陵战败，牙门将傅肜断后，吴军劝降，傅肜骂道“吴狗！何降之有”，力战而亡。那时的蜀汉士人，多以“气节”为重，即便身陷绝境，也不愿屈膝。
这种气节在诸葛亮治下得到强化。他制定的《蜀科》明确规定“忠臣烈士，赏及子孙；降敌叛逃，族诛无赦”，并亲自为战死的将领撰写碑文，将其牌位送入太庙。建兴九年，武都太守陈式被俘，宁死不降，诸葛亮追封其为“忠侯”，其子陈寿（即《三国志》作者）虽年幼，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这种“重气节、轻生死”的导向，让士人群体多有风骨。
气节的沦丧，始于对“实用主义”的过度推崇。蒋琬、费祎执政时，为了稳定局势，对降将采取“宽容政策”——延熙七年，魏将郭循投降，费祎不仅不治其罪，反而任为左将军，最终导致自己被刺杀。这种“以利诱人，以恩容叛”的做法，渐渐让士人觉得“投降并非耻辱，保全自身才是明智”。
到了景耀年间，投降竟成了“识时务”的表现。景耀五年，沓中守将句安因粮草断绝降魏，朝廷不仅没追究其家人，黄皓反而称其“为保士卒性命，不得已而降，情有可原”；同年，南中督将霍弋的部将王素降吴，霍弋竟上书为其辩解“素乃良将，只因与同僚不和，暂避锋芒”。这种对投降的纵容，彻底瓦解了士人的气节防线。
邓艾偷渡阴平时，这种沦丧达到了顶峰。江油守将马邈本可坚守待援，却对左右说“魏强蜀弱，早降晚降皆降，不如早降保全家产”，开门献城；绵竹之战，诸葛瞻战死，其子诸葛尚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今日，何面目见先帝”，力战而亡，可他的部将李球、张遵等却纷纷投降。
最令人齿冷的是成都城内的士人反应。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召集百官议事，谯周力主投降，说“若降魏，陛下可封王爵，臣等亦可不失郡守之位”；其他大臣竟纷纷附和，连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都沉默不语。只有北地王刘谌哭着说“若降，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先帝”，却无人响应，最终刘谌杀妻灭子，自刎于昭烈庙，成了蜀汉末年少有的烈节之士。
三、担当的缺失：从“以天下为己任”到“各扫门前雪”
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时，益州士人多有“匡扶天下”之志。广汉学者秦宓虽不仕刘璋，却主动拜见刘备，献上《蜀地舆图》，说“明公若能兴复汉室，宓愿为前驱”；蜀郡太守许靖，虽曾想投降曹操，被刘备斥责后，仍尽力辅佐，主持制定了蜀汉的礼仪制度。那时的士人，即便有私念，也多能以“天下天下”为先。
诸葛亮更是以“担当”为士人之表率。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明知北伐艰难，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因错用马谡自贬三级，又因李严谎报军情将其罢黜，这种“严于律己、勇于担责”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士人群体。建兴年间，官员们“闻过则喜”“知难而进”，连小吏都敢上书直言朝政得失。
担当的缺失，源于“多做多错”的避祸心态。延熙年间，费祎被刺后，朝中无人敢主政，刘禅竟让宦官黄皓参与决策。黄皓心胸狭隘，对直言进谏者多有打压——侍中董允因多次弹劾黄皓，被排挤出京；尚书郎罗宪因反对黄皓提拔亲信，被贬为巴东太守。这种“言则有罪，默则无过”的氛围，让士人渐渐学会了“沉默是金”。
景耀年间，士人们更是将“各扫门前雪”奉为圭臬。朝堂上，没人敢提“削减后宫用度以充军饷”，怕触怒刘禅；没人敢弹劾黄皓“卖官鬻爵”，怕遭报复；甚至没人敢提醒姜维“汉中防线空虚”，怕被指责“干预军务”。正如老将廖化感叹的：“昔日丞相在时，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却句句为国；如今人人闭口不言，看似和睦，实则各怀私心，国将不国矣！”
这种缺失在战时暴露无遗。钟会大军攻阳平关时，守将傅佥战死，而负责粮草运输的督运官苟安却因“怕担延误军粮之罪”，竟谎称“姜维谋反”，导致刘禅急召姜维回师，错失了救援阳平关的时机；邓艾兵临成都时，城内尚有精兵数万，粮草可支三月，可官员们却纷纷劝降，说“若抵抗，城破后玉石俱焚，不如降魏以求保全”。
有个细节令人唏嘘：刘禅投降后，邓艾在成都举行受降仪式，蜀汉的文官武将竟“皆喜形于色”，唯有几个老臣垂头丧气。邓艾的谋士观察后对他说：“蜀之士人，久无忠义之心，多趋利避害之徒，如此之国，安得不灭？”
四、士风与国运：精神支柱的崩塌
成都城破三个月后，太学的博士们开始为曹魏编撰《蜀地风物志》。有人在书中写道：“蜀自先主起，赖士人之力而兴，至后主时，士人偷安，国遂亡。”这句话道破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一个国家的灭亡，往往先从精神支柱的崩塌开始，而士风的沉沦，正是精神支柱腐朽的最直接体现。
从“兴复汉室”的理想，到“天命归魏”的妥协；从“宁死不降”的气节，到“望风归命”的苟且；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到“各扫门前雪”的自私，蜀汉士风的每一步沉沦，都在抽走这个国家的精神筋骨。当最该坚守信念、最该挺身而出的群体都选择了妥协与逃避，即便没有邓艾、钟会的大军，蜀汉的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
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或许希望士人们能在乱世中保持清醒与坚守，可他终究没能阻止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褪色。毕竟，在连年征战的疲惫、派系倾轧的内耗、帝王昏庸的失望中，坚守太难，妥协太易。
多年后，陈寿在编撰《三国志·蜀书》时，特意为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立传，赞其“有古之良将贤臣之风”，而写到后主年间的士人时，却多是“性谨慎，少言语”“明哲保身”之类的评语。字里行间，藏着一个史家对时代士风的无奈与叹息——一个失去了精神追求的群体，终究无法支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
秋风掠过成都的城墙，大学里的辩论声早已消散。那些曾经热议“降魏利弊”的博士们，有的成了曹魏的郡守，有的归隐田园，只有昭烈庙前的柏树，还在风中低语，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汉贼不两立”的年代，那些曾为理想燃烧过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