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五年，蜀地大旱，成都米价飙升至一斛万钱，街头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后主刘禅却在宫中大修宫殿，用度无节。尚书令樊建上书劝谏：府库已空，百姓嗷嗷，愿陛下罢宫室之役，减不急之费。刘禅却斥责道：朕为天子，享此荣华，何过之有？这段对话，揭开了蜀汉灭亡的另一重真相——它不仅亡于军事失利与政治腐败，更亡于经济体系的全面崩塌。从直百五铢的货币贬值到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从军屯废弛的粮食危机到蜀锦滞销的产业困境，蜀汉的经济根基早已被蛀空，当外部压力来临时，看似庞大的帝国便如纸糊的房子般轰然倒塌。
一、货币体系的崩溃：直百五铢的贬值与信任危机
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入成都时，府库空虚，为筹措军饷，采纳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五铢钱——一枚新钱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的价值，却仅重五铢钱的三倍。这种虚值货币短期内为蜀汉掠夺了大量财富，史载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但也为货币体系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诸葛亮时期，通过严格管控铸造稳定发行量维持了货币信誉。他设立司金中郎将专管铸钱，确保直百五铢的重量与成色，同时将货币发行与财政收入挂钩，避免滥发。这一时期，直百五铢虽仍为虚值货币，却因政府公信力得以流通，蜀地物价相对稳定。
后十年间，货币体系开始失控。姜维北伐需要巨额军费，黄皓专权又大肆敛财，朝廷只能靠填补亏空——新铸的直百五铢重量从五铢降至两铢，甚至出现无外郭、字迹模糊的劣质钱，民间称之为剪边钱。这种减重不减值的做法，导致货币急剧贬值：景耀元年，一斛米售价五千钱；到景耀五年，已飙升至一万钱，五年间物价上涨一倍，百姓财富被洗劫一空。
更致命的是信任危机。百姓对直百五铢失去信心，纷纷弃用货币，转而采用物物交换——用蜀锦换粮食，用耕牛换布匹。成都甚至出现以谷帛为市的现象，朝廷虽下令禁用谷帛交易，却因法不责众而形同虚设。货币体系的崩溃，让蜀汉的财政运作陷入瘫痪——政府无法通过税收筹集资源，军队无法按时发放粮饷，政权的经济基础彻底动摇。
对比曹魏的货币政策，更显蜀汉的短视。曹魏始终坚持五铢钱的足额铸造，虽在战乱中短暂停用，却很快恢复，货币信誉稳定。到司马昭时期，曹魏五铢钱成为中原与蜀地、吴地的硬通货，连蜀汉百姓私下都愿用曹魏五铢钱交易。这种货币霸权，让曹魏在经济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也加速了蜀汉货币体系的崩溃。
二、赋税徭役的苛重：从轻徭薄赋竭泽而渔的民生反噬
刘备入蜀时，为争取民心，推行约法三章，赋税定为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较东汉末年的十税五轻了许多，史载百姓大悦。诸葛亮时期，虽因北伐增加赋税，却通过盐铁专营等手段弥补，尽量不加重百姓负担，同时徭役均平，避免富者免役，贫者重负。
后主年间，赋税徭役急剧加重。为支持姜维九伐中原，朝廷将田租提高至亩八升，户调增至绢三匹、绵三斤，较刘备时期翻倍；同时新增算缗钱（财产税）和（人头税），连七岁以下儿童都要缴纳。更甚者，实行预征制——提前征收次年甚至后年的赋税，百姓岁输不满，辄被鞭挞，苦不堪言。
徭役的残酷更让百姓绝望。蜀汉规定男子十六至六十岁皆服徭役，每年服役时间从诸葛亮时期的一个月三个月，遇战事则半年不休。徭役种类繁多：修宫殿、筑长城、运军粮、造战船，仅成都宫室的修建就征调了民夫五万人，导致农桑失时，田地荒芜。蜀地流传的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不见成都道上骨累累民谣，正是徭役苛重的真实写照。
赋税徭役的苛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大量百姓为逃避负担，或举家逃亡魏境隐匿山林为盗，导致蜀汉人口从建兴年间的九十四万锐减至景耀年间的七十六万，劳动力大量流失。而留在原地的百姓，则面有菜色，衣不蔽体，对蜀汉政权的怨恨日益加深。当邓艾入蜀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魏军，与其说是欢迎新统治者，不如说是对蜀汉苛政的无声反抗。
三、粮食安全的瓦解：军屯废弛与农业衰退的连锁反应
诸葛亮时期，为解决军粮问题，大力推行与。在汉中设立赤崖屯田，由魏延率士兵且耕且守；在成都平原推行，将无主土地分给流民，官给牛种，收获中分。这一政策成效显着，史载汉中仓廪充实，可供十万大军三年之食，为北伐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保障。
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军屯制度开始松弛。两人主张保境安民，减少北伐，军屯士兵渐习安逸，耕作懈怠，汉中粮食产量较诸葛亮时期下降三成。但因战事减少，粮食需求降低，危机尚未显现。
姜维掌权后，军屯制度彻底崩溃。他频繁北伐，将汉中屯田士兵全部调往前线，赤崖屯田荒废；同时为扩充军队，强征民屯农户为兵，导致良田无人耕种，仓库渐空。景耀元年，姜维北伐失败，退至沓中（今甘肃舟曲），为解决军粮，竟掠羌胡粮食，引发少数民族反抗，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
后主年间的自然灾害，让粮食安全雪上加霜。景耀三年至五年，蜀地连续三年大旱，岷江水竭，禾苗枯死，成都平原粮食减产五成以上。而朝廷既无储备粮救灾，又不减免赋税，导致饿殍遍野，盗贼蜂起。当邓艾兵临绵竹时，诸葛瞻的军队因而士无斗志，最终惨败，粮食危机成了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观曹魏，始终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曹操推行屯田制得谷百万斛；曹丕、曹叡继续推广，关中、淮南等地的屯田区仓廪丰实。司马昭伐蜀时，仅关中就储备了三年军粮，确保了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这种以农为本的策略，让曹魏在长期竞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四、支柱产业的衰落：蜀锦的滞销与经济单一化的风险
蜀锦是蜀汉的经济命脉，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他设立专管蜀锦生产，将其纳入官营体系，蜀锦不仅供应国内，还通过茶马古道远销曹魏、东吴甚至西域，为蜀汉换取了大量战马、粮食和货币，史载蜀锦之利，岁入千万。
蜀汉前期，蜀锦产业空前繁荣。成都锦官城织工七万余人，年产蜀锦千余匹经纬交错、色彩艳丽的特点深受市场欢迎。曹魏文帝曹丕虽曾下令禁蜀锦，却因民间需求旺盛而形同虚设，蜀锦在中原的黑市价格甚至翻倍。
后主年间，蜀锦产业开始衰落。原因有三：一是原料短缺，蜀地桑蚕因徭役过重而大量减少，蜀锦生产的需从东吴进口，成本大增；二是技术流失，诸葛亮培养的织锦工匠或被征入伍，或因待遇低下逃亡曹魏，导致蜀锦质量下降；三是市场萎缩，曹魏为打击蜀汉经济，大力发展襄邑锦（河南睢县），并对蜀锦征收，蜀锦在中原的销量锐减。
蜀锦衰落对蜀汉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朝廷失去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只能通过弥补；职工失业导致成都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更重要的是，蜀汉经济过度依赖蜀锦，缺乏其他支柱产业，一旦蜀锦滞销，整个经济体系便陷入瘫痪。这种经济单一化的风险，在蜀汉灭亡前暴露无遗。
五、财政管理的混乱：贪污腐败与资源错配的双重绞杀
诸葛亮时期，财政管理严格有序。他设立大司农总管财政，府库出入，皆有簿籍，并亲自审核每笔支出，杜绝贪污浪费。史载他死之日，家无余财，其清廉作风带动了整个官场，财政体系相对健康。
后主年间，财政管理陷入混乱。黄皓与陈祗勾结，掌控财政大权，府库成了私人金库——他们虚报支出中饱私囊，如修宫殿用度三千万，实际花费不足千万，余者皆入私囊；卖官鬻爵所得也不入国库，而是瓜分，导致朝廷有出无入，赤字飙升。
资源错配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军费与皇室开支过度膨胀——姜维北伐每年耗费钱五千万，刘禅修宫殿花费钱上亿；另一方面，民生与生产投入严重不足——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赈灾拨款被层层克扣，农具、种子的供应时断时续。这种重军事、重享乐、轻民生、轻生产的资源分配模式，让蜀汉经济陷入越折腾越穷的恶性循环。
财政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军队战斗力锐减。景耀六年，邓艾入蜀时，蜀汉军队粮饷欠发三月，士兵面有饥色，逃亡过半；连成都的禁卫军都衣甲破败，兵器锈蚀，根本无力抵抗。当刘禅决定投降时，朝廷府库仅余钱二十万，粮万斛，连遣散军队的费用都不足，灭亡已成定局。
六、经济崩溃的连锁反应：从民怨沸腾政权解体的必然逻辑
蜀汉的经济崩溃并非偶然，而是短视的货币政策苛重的赋税徭役单一的产业结构混乱的财政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致命的连锁反应：
货币贬值导致物价飞涨，百姓财富缩水，引发信任危机；赋税徭役加重，百姓不堪重负，或逃亡或反抗，导致劳动力流失；粮食短缺与产业衰落，让朝廷财政枯竭，只能饮鸩止渴般加税铸钱，进一步加剧民生困境；而贪污腐败与资源错配，则让政府失去了挽救危机的能力。
当这一切积累到临界点，只需一个外部触发点——邓艾的奇袭便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的蜀汉，早已不是天府之国，而是民怨沸腾的废墟，百姓不愿为这样的政权战斗，士兵不愿为这样的朝廷卖命，灭亡自然成了必然。
回望蜀汉的经济史，一个深刻的教训浮现：经济是政权的根基，民心是经济的根基。诸葛亮用开源节流兼顾民生的方式稳固了根基，而后主君臣却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摧毁了它。当根基崩塌，再坚固的堡垒也会从内部瓦解。
景耀六年的成都，米价的疯涨与宫殿的奢华形成刺眼的对比。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百姓，那些在苛政下逃亡的流民，那些在战场上饥寒交迫的士兵，他们或许不懂什么经济规律，却用最直接的方式宣告了一个真理：谁忽视民生，谁透支民力，谁就会被历史抛弃。蜀汉的经济之溃，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剧，更是对后世执政者的永恒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