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徐渊的国术境界进入明劲巅峰的瓶颈，国内的局势也开始剧烈变化起来。
1926年，中国依旧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倾向进步，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处于对立状态。国民军控制着京津部分地区，且对苏联和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持友好态度，这引发了列强的不满——列强担心国民军的反帝立场损害其在华利益。
3月12日，日本军舰为掩护奉军（张作霖部队）进攻天津，驶入大沽口，无视国民军的警告，强行闯关并炮击国民军阵地，国民军被迫还击，双方发生冲突（即“大沽口事件”）。3月16日，日本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共8个国家，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限令国民军在48小时内撤除大沽口的国防工事、交出武器，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列强还调集20余艘军舰聚集大沽口，进行武力恫吓，本质是借军事威胁干涉中国内政。
列强的蛮横通牒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领导）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上通过了拒绝八国通牒、驱逐驻京外国公使等决议，随后群众组成请愿团，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复通牒”“驱逐八国公使”。
当日下午1时许，请愿群众抵达执政府门前，队伍秩序井然，手持标语、高呼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外国兵舰”）。但段祺瑞执政府早已做好镇压准备，执政府卫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并用马刀、刺刀砍杀群众。
屠杀持续约半小时，造成47人死亡、199人受伤（数据源自后续官方统计，实际伤亡可能更多），死者中包括学生、教师、工人等，其中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因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被后人熟知。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各界一片哗然。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痛斥段祺瑞执政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也纷纷通电抗议；鲁迅、朱自清等文人以文章为武器，揭露惨案真相（如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民众的反帝反军阀情绪空前高涨。
屠杀行为彻底暴露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本质，使其丧失了所有民心。3月20日，段祺瑞政府试图以“通缉爱国群众”掩盖罪行，反而引发更强烈的反抗。4月9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政变，包围执政府，段祺瑞仓皇出逃，其执政府自此垮台。
南方的局势则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北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国共之间的合作却隐藏在阴云之下。
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内影响力逐渐扩大：共产党员担任军校（如黄埔军校）、军队中的重要职务（如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且掌握了部分武装（如叶挺独立团）。这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满，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新右派代表，虽表面维持合作，实则对共产党的发展心存警惕，试图削弱其在军内的力量。
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总监，急于巩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当时，苏联顾问对国民党内部事务的参与（如军事策略、人事安排），以及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活动（第一军多为黄埔学生，共产党员占一定比例），被蒋介石视为“威胁”。他试图通过一场事件，既打击共产党，又排挤苏联顾问，同时提升自己的权威。
“三一八”惨案发生当日，国民革命军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同时为国民党党员）接到通知，称“奉蒋介石命令”，调中山舰到黄埔港待命。中山舰抵达后，却迟迟未接到蒋介石的进一步指令。随后，又有消息称“中山舰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有劫持蒋介石、配合共产党暴动之嫌”——这一谣言（后证实为蒋介石阵营刻意散布或借题发挥）成为事件的直接借口。
第三天，也就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异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具体行动为扣押中山舰与逮捕人员：下令逮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及海军局所属其他舰只，软禁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如周恩来等）；解除武装与控制要害：派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住所，限制苏联顾问的行动；舆论造势与施压：对外宣称“防范共产党阴谋暴动”，虽未直接宣布“清党”，但通过军事行动向共产党和苏联施压，试探双方反应。
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团为维持国共合作，选择暂时妥协；中共中央当时受陈独秀“右倾”思想影响，也采取了退让策略——同意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部分共产党干部被迫离职。蒋介石未受到实质性反对，顺利达成了初步目的。
事件后，蒋介石通过“和平解决”的名义，既未公开决裂，又成功将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革命军核心部队（尤其是第一军），削弱了苏联顾问对军事决策的干预，进一步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此后，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发稳固，成为集军权、党权于一身的核心人物。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公开排挤共产党的首次尝试，彻底暴露了其反共倾向，让共产党认识到国民党右派的威胁。虽国共合作形式仍在维持，但双方的信任基础已被破坏，共产党开始反思“右倾”退让策略，为后续加强武装斗争埋下伏笔。
随着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倒台，南方的形势更加波云诡谲起来。1926年5月，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的“余威”，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任职（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全面篡夺国民党党权——这一系列操作的起点，正是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对权力的试探与巩固。
1926年的南北局势就这样在外部干涉和内部矛盾中渡过，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早在1920年北洋军阀就开始了分裂割据状态。吴佩孚控制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兵力约20万；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等东南五省，兵力约20万；张作霖占据东北及京津地区，兵力约35万。他们依附列强，横征暴敛、混战不休，民众迫切渴望统一与和平。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成立）整合力量：通过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组建国民革命军（约10万兵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农民协会、上海工人罢工），为北伐提供群众基础。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明确“准备北伐”，成为重要推动力量。国民政府先平定广东境内军阀叛乱（1925年两次东征陈炯明），巩固了后方；苏联提供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等）和武器援助，为北伐奠定军事基础。而北洋军阀内部矛盾尖锐（吴、孙、张虽暂时联合，但各怀异心），为北伐提供可乘之机。
国民革命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策略，先打吴佩孚（兵力较弱且与国民军有矛盾），再攻孙传芳（实力中等、暂持观望），最后讨张作霖（最强、暂时避战）。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这支英勇无畏的队伍，肩负着重要使命，作为先遣队踏入湖南这片土地。他们如同离弦之箭，迅速击溃了吴佩孚部，为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
7月9日，广州城人头攒动，国民革命军在这里举行盛大的誓师大会，蒋介石意气风发地站在主席台上，被任命为总司令。
根据战略部署，北伐军兵分三路，如三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其中，第四、七、八军为主攻部队，目标直指湖南；第二、三、六军则驻守在粤赣边境，严阵以待，防止敌人从侧翼偷袭；第一军则负责防备江西，确保后方安全。
8月，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第四军的士气。他们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与吴佩孚的主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战场上，喊杀声、枪炮声响彻云霄，叶挺独立团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奋勇杀敌，最终大败吴佩孚主力。这场胜利让叶挺独立团声名远扬，荣获“铁军”的称号。
10月，北伐军乘胜追击，攻克武汉。吴佩孚的主力在这场战役中被彻底击溃，他的势力也如落日余晖，渐渐瓦解。
与此同时，9月，孙传芳眼见吴佩孚陷入困境，决定出兵援助。然而，北伐军并未给他喘息之机，迅速调转枪口，转攻江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11月，北伐军攻克九江、南昌，成功歼灭孙传芳的主力。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中，各路军队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第一军在福建战场上也不甘示弱，他们一路高歌猛进，于12月顺利进占福州，大革命依旧如火如荼的展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