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晟慢慢地端起茶杯，但并没有急着去喝，而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杯中的茶叶。这些茶叶在热水的浸泡下，缓缓地舒展着叶片，仿佛在水中翩翩起舞。
他轻轻地晃了晃杯子，看着茶叶随着水波的荡漾而上下起伏，然后接着说道：“不仅如此，侨领的选举更是一场暗潮汹涌的较量。就拿前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换届来说吧，福建帮的候选人和潮州帮的候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各自拉拢选票，甚至不惜在私下里互相诋毁对方。”
陈济晟的声音略微低沉，似乎对这种情况感到有些无奈。他继续描述道：“最终，福建帮凭借着人数上的优势，成功地将自己的候选人推上了侨领的位置。然而，潮州帮对此却心有不甘，他们认为选举结果并不公平。自那以后，商会里的许多重要决议，潮州帮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来应对。”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这样的内耗，使得侨界的力量被分散得七零八落。原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为侨胞们谋福利的侨领们，却因为彼此之间的争斗而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不仅对侨界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也让侨胞们感到失望和无奈。”
徐渊沉默片刻，轻声道：“难道就没有人想过改变这种局面？”
陈济晟抬眼看向徐渊，眼神复杂：“怎么没想过？陈嘉庚先生就多次呼吁‘侨界团结’，可谈何容易？先辈传下来的‘帮’文化，早已刻在骨子里。初到南洋，同乡是唯一的依靠，这种依赖慢慢变成了执念，最后演变成了排外。你是福建人，就会下意识信任福建同乡，排斥其他‘帮’的人；他是潮州人，也会如此。久而久之，隔阂越来越深，争斗也就成了常态。”
崖下的嘉陵江传来货轮的汽笛声，打破了茶室的沉寂。陈济晟放下茶杯，叹了口气：“渊儿，这就是南洋侨界的现状。看似庞大，实则一盘散沙，内斗不断。想要把这些力量拧成一股绳，难啊。”
徐渊望着岳父疲惫的神色，心里却有了一丝明悟。他知道，这种“内斗”困局，或许正是未来引导南洋力量的关键突破口。
然而，陈济晟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凝重：“但是，渊儿，你要明白。所有这些内斗，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在我们自己人的圈子里。”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沉痛的力量：“当我们面对殖民官员的苛待、面对土着王公贵族的盘剥、面对日本商社带着军国背景的倾轧时，‘华人’这个概念，便瞬间超越了所有省籍、方言的界限！”
陈济晟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声音里带着亲历者的沉重：“你岳父我早年在槟城做橡胶生意时，就遇过殖民政府要加征‘华人商业税’，说是‘为维护治安’，可隔壁的英国商号却一分钱不用交。消息传出来那天，福建会馆的会长直接带着人找上门，拉着我去潮州会馆开会——往日里为了橡胶收购价争得面红耳赤的两帮人，那天坐在一起，连茶水都没顾上喝，就定了三条章程：一是所有华人商号统一罢市三天，二是联合聘请伦敦的律师打官司，三是发动侨民向殖民当局请愿。”
他顿了顿，眼底闪过一丝激昂：“那三天，槟城的华人商铺全关了门，连街边的糖水摊都停了业。英国总督见市面瘫痪，慌了神，最后不仅取消了苛税，还公开道歉。你看，只要对外，往日的争斗都成了小事，攥紧拳头才能守住饭碗。”
说起去年的长江大水，陈济晟的语气软了些，却依旧带着坚定：“去年夏天，报纸上登了长江决堤，百姓流离失所的消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天就发起募捐，我记得很清楚，福建帮的商号第一天就捐了二十万，潮州帮不甘落后，第二天就凑了十八万，客家人更是把刚收的胡椒货款都捐了出来。有个琼州来的咖啡店老板，平时省吃俭用，那天却把攒了十年的积蓄全捐了——他说‘都是中国人，老家遭了灾，哪能看着不管’。那段时间，各会馆的捐款箱前天天排着长队，没人计较自己是哪个‘帮’的，只比谁捐得多，谁能多帮些老乡。”
而谈到华文教育，陈济晟的情绪愈发激动：“前年，马来亚殖民政府想规定华校必须用英语教学，还要删减中文课程。消息一出来，全南洋的华人都炸了锅！吉隆坡的华校学生罢课游行，新加坡的华人商人集体捐钱支持华校，连远在暹罗的潮州帮都派代表过来声援。我岳父当年就是靠华文学校识的字，他常说‘没了中文，我们就不是华人了’。最后，殖民政府在全南洋华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成命。你要知道，语言和文化就是我们的根，谁要断我们的根，我们就跟谁拼命！”
陈济晟缓缓地端起茶杯，仿佛那杯子有千斤重一般。他轻抿一口，然后猛地灌下一大口，似乎想要用这滚烫的茶水来平复内心的波澜。放下茶杯后，他的语气重新变得凝重起来，眼神也越发深邃。
“渊儿啊，”陈济晟看着眼前自己很是看好的女婿，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要知道，南洋的华人，就像是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小草。殖民政府视我们如草芥，将我们当作‘二等公民’，剥夺我们应有的权利；土着王公们则把我们视为‘外来者’，对我们充满敌意和排斥；而日本人更是对我们的产业虎视眈眈，妄图将其吞并。”
他顿了顿，接着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能团结一心，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内斗，无非是为了争夺那区区一亩三分地；可团结，却是为了保住所有华人的生路！这不是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我们的先辈们用无数的血泪和生命换来的生存法则。谁要是忘记了这一点，谁就注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他看着徐渊，目光灼灼：“所以你要记住，南洋侨界的‘散’是表象，‘聚’才是底色。只要有共同的外敌，只要关乎华人的生存和尊严，所有的省籍、方言隔阂，都会瞬间烟消云散。”
徐渊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岳父的话语如同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他对南洋侨界认知的大门。此前他虽知晓侨界的“散”与“聚”，却总将二者割裂看待，此刻才明白，这看似矛盾的两面，本就是南洋华人在百年生存博弈中淬炼出的一体两面——如同嘉陵江的水，平日里分流成无数支流，可一旦遭遇礁石阻拦，便会瞬间汇聚成奔涌的洪流。
他想起岳父提及的槟城抗税事件，福建帮与潮州帮前一日还在为胡椒价格争执，次日便并肩站在殖民政府门前请愿；也想起长江大水时，琼州咖啡店主捐出十年积蓄，客家矿工拿出当月工钱，这些平日里因地域、行业划分而鲜有交集的人，却在“故土受难”的共同认知下，自发拧成一股绳。这哪里是简单的“团结”，分明是刻在血脉里的生存智慧——对内，他们在有限的资源里争夺生机，每一次“内斗”都是对自身利益的扞卫；对外，他们又能迅速放下分歧，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一旦华人整体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再精明的算计、再丰厚的产业，也终将化为泡影。
徐渊的目光落在崖边随风摆动的黄葛树枝上，思绪渐渐清晰。以往他想着如何“整合”南洋势力，此刻才意识到，这种想法本身就脱离实际。南洋侨界的复杂性不是“障碍”，而是必须尊重的现实——他不能指望用一纸号召就让福建帮与潮州帮放下商业竞争，也不能强求客家会馆与广府商会立刻达成完全共识。真正的关键，是找到那个能让所有“帮”都认可的“共同目标”，就像殖民压迫能让他们搁置争议，故土灾荒能让他们携手募捐，未来的日本侵略，也必将成为唤醒他们同仇敌忾的最强音。
他忽然有了更具体的构想：日后与南洋势力打交道，绝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因人而异”——面对福建帮的银行家，可从“保障侨民资产安全”“打通抗日物资通道”入手，用商业逻辑撬动他们的支持；面对潮州帮的航运商人，可聚焦“维护湄南河航运权”“防范日本商社垄断”，用利益关联激发他们的警惕；至于客家矿工、琼州商户，则可从“守护华文教育”“支援国内亲人”等情感纽带切入，唤醒他们的故土情怀。尊重他们的内部差异，才能赢得信任；而引导他们看向共同的外侮，才能将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
徐渊端起茶杯，温热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让他心中的蓝图愈发清晰。他知道，南洋侨界这股力量，绝非简单的“海外财源”，而是未来抗战斗争中，能从海上输送物资、从海外发声助威、从异域守护民族根脉的关键基石。只要能顺着他们“散中有聚”的生存逻辑去引导，不急于求成，不忽视差异，这股沉睡的力量一旦被唤醒，必将如南洋的季风般，跨越重洋，为国内的抗战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崖下传来货轮悠长的汽笛声，徐渊抬头望向远方，阳光正透过云层洒在嘉陵江上，波光粼粼间，仿佛能看到数年后，无数南洋华人将物资装上红头船，冒着日军的炮火驶向祖国的海岸线——那便是他此刻心中，最清晰也最坚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