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岳父陈济晟的客轮鸣笛驶离朝天门码头时，重庆的冬雾还未散尽，江面上氤氲的水汽沾在徐渊的睫毛上，凝成细小的霜粒。他抬手拭了拭眼尾，并非伤怀离别，而是心里那团火已烧得更旺——陈济晟带着南洋的布局蓝图南下，他则要在西南这片土地上，把“工业救国”的骨架撑起来。
转身登岸时，他外套口袋里的怀表指针刚过上午九点，司机早已候在路边，引擎盖上还积着一层薄霜，见他过来，立刻递上一份烫好的项目清单，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是他昨夜在书房改到凌晨的成果。
一九三四年的重庆冬春之交，寒风裹着嘉陵江的湿气，刮在脸上仍带着刺骨的冷，可徐渊的车里永远备着一件薄棉马甲——不是为了自己保暖，是怕频繁出入工地时，厚重的大衣耽误了查看设备的动作。他几乎没有片刻喘息，送走岳父的第二天清晨，便带着工程师团队钻进了位于沙坪坝的工业区。
彼时的工地还是一片黄土坡，几辆蒸汽压路机正轰隆隆地碾平地面，扬起的尘土扑得人满脸都是，徐渊却毫不在意，蹲在刚浇筑好的厂房地基旁，指尖戳了戳还带着余温的水泥，转头问身边的工头：“按这个强度，月底能完成三栋厂房的封顶吗？”见对方有些犹豫，他立刻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那本“项目进度总览图”，泛黄的牛皮纸封面上已磨出毛边，翻开后，用红、蓝、黑三色铅笔标注的线条密密麻麻：红色是已完成的基础工程，蓝色是待安装的设备清单，黑色则是卡脖子的关键节点。他指着其中一道蓝色线条：“上海来的纺织机械下周三就到九龙坡码头，厂房要是跟不上，机器露天放着，受潮生锈了谁负责？”语气虽重，却没带半分责备，反倒当场召集施工队和工程师，重新调整了排班表，把夜间的照明设备从煤油灯换成了临时架设的电灯，硬是挤出了三天工期。
往后的日子里，徐渊的身影几乎固定在几个工业区之间穿梭。清晨天不亮，他先去位于大渡口的机床厂，查看从美国订购的精密机床卸货——那批设备走滇越铁路时，在越南边境卡了五天，他连夜让驻昆明的商号托人疏通，才总算赶上工期。中午在工地的临时指挥部里，就着一碗糙米饭，听各项目负责人汇报进度：湖南辰溪的小型钢厂传来消息，高炉基础浇筑完成了八成，可钢筋供应跟不上；上海来的纺织机械安装到一半，发现少了一套关键的传动齿轮。徐渊放下碗筷，立刻在总览图上用铅笔圈出问题点，下午便驱车赶往重庆市区的五金商行，凭着多年的商业人脉，从一家德国洋行的库存里，调来了急需的钢筋和齿轮配件。傍晚时分，他又出现在小龙坎的纺织厂工地，看着工人把最后一台纺纱机的零件归位，才松了口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沾满了泥浆，裤脚也被铁丝勾破了一道口子。
有次暴雨连下了三天，沙坪坝工业区的工地积满了水，几处刚挖好的设备基坑眼看就要被淹。徐渊冒着大雨赶到时，工人们正围着基坑发愁，抽水机的水管被泥沙堵住，抽不上水来。他没多说一句话，脱下外套扔在一边，卷起裤腿就跳进了齐膝深的泥水里，亲手清理水管口的泥沙，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模糊了视线，他就用袖子擦一把，继续埋头干活。工人们见老板都如此，也纷纷跟着跳下去，齐心协力把抽水机重新架起来。等基坑里的水渐渐抽干，徐渊才爬上岸，浑身湿透，却笑着对众人说：“这基坑要是淹了，咱们的工期就得往后拖一个月，现在保住了，大家月底都能拿双倍奖金。”那一刻，雨幕中的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更像一个和大家并肩作战的“工头”，而他手中那本总览图，也在一次次现场决策中，被汗水和雨水浸得愈发厚重，成为了西南工业崛起的第一份“施工图”。
1934年的西南大后方，群山如锁，驿道崎岖——从重庆到贵阳的山路要走十几天，钢轨、机床得靠马帮驮过娄山关，洋油、特种钢材更是稀罕物，多数工厂是借祠堂、旧庙改建，墙上还留着“实业救国”的斑驳标语。就在这样物资匮乏、工业基础近乎空白的困境里，徐渊带着一群从沿海内迁的工程师、本地手艺人，在泥泞中筹建实业，他攥紧“人”与“钱”这两根救命绳，更用贴合大后方实际的智慧，让一个个停滞的项目在群山间落地生根。
1934年的西南，最缺的不是想做事的人，是能扛住“苦、偏、穷”的人；最紧的不是账本，是每一分要花在刀刃上的“内迁拨款”——这些钱里，藏着工厂工人的口粮、机器运转的洋油，徐渊比谁都清楚，松一毫，项目就可能断了气。
那时西南的技术人才，一半是从上海、武汉内迁的工程师，带着洋学堂的图纸却怕山路颠簸；一半是本地的铁匠、木匠，懂手艺却没见过“流水线”。徐渊的最终面试，从不在祠堂改建的办公室里坐谈，而是拉着候选人往工地走——走在没铺石子的泥泞路上，他会问：“这台从宜昌运来的车床，马帮说过不了乌蒙山，你有法子拆成零件，让挑夫分运吗？”路过工人住的茅草棚，他又问：“要是连月下雨，煤运不进来，你负责的锅炉怎么用木柴维持温度？”
有位留洋回来的机械工程师，拿着满是公式的图纸说“要按欧洲标准建车间”，却答不出“如何用本地石灰代替洋水泥”，徐渊摇了摇头；另一位从汉阳铁厂内迁的老技工，手上满是老茧，说“当年在汉阳，缺煤时就掺松针烧，到西南也能这么试”，还主动提“能教本地徒弟修机床”，徐渊当即拍板录用——后来这老技工果然带着徒弟，在山坳里用錾子一点点修好了一台断了齿轮的车床，让工厂提前半个月开工。
1934年的西南，“钱”是最虚也最实的——法币在偏远县镇不好用，有时得用银元甚至布匹抵账，而工厂的经费，是经理团实业部拨的有限内迁款，还得扣下一部分买粮食，怕工人饿肚子。徐渊亲手画了张“支出清单”，用毛笔在上面标红：“洋油（每桶必查去向）”“钢轨（一尺都不能浪费）”“进口螺丝（能换本地铜钉就不买）”。
大额支出签字前，他必让经办人带着样品来——有次采购组申请买一批进口橡胶管，说“机器密封必须用这个”，徐渊拿着橡胶管，又让人找来本地熬的桐油，试了试把桐油涂在本地的麻绳上，缠在接口处，居然也能密封。他当即驳回申请：“省下的钱，能买二十斤盐给工人腌菜。”还有次申请买钢材建厂房，他绕着工地走了两圈，指着后山的青石说：“用青石砌墙，只买钢材做房梁，能省一半钱。”就是这样“锱铢必较”，才让有限的经费撑过了最艰难的初创期。
1934年的西南，没什么“现代工业”，只有“凑活能用”——设备是旧的，材料是土的，连工程师都得放下“洋标准”，学着重用本地的手艺。徐渊的“点石成金”，从不是拿未来的技术硬套，而是把“洋思路”揉进西南的“土条件”里，让死局活过来。
西南粮荒刚过，实业部门要建食品罐头厂，给山区驻军和百姓供保存久的口粮。厂址选在四川泸州郊外，原料是本地的红薯、玉米和少量猪肉，可德籍工程师汉斯按德国罐头厂的图纸设计，把清洗池和预煮锅隔了八丈远，工人得挑着担子来回运原料——西南的挑夫本就少，还得走泥泞的土路，一天下来，原料洒了一半，还赶不上计划产量的三分之一。
徐渊来视察时，正赶上挑夫们歇脚擦汗，担子上的红薯滚了一地。他蹲下来，捡起个红薯，对外籍工程师格鲁特说：“先生，西南没有德国的水泥地，也没有那么多挑夫，咱们把池子和锅挪近点，再搭个‘滑槽’。”他让人找本地木匠，用杉木板做了个倾斜的槽子，槽底铺上皮革防滑，一头接清洗池，一头连预煮锅，工人洗完红薯，直接推进槽子，顺着坡就滑进锅里。
格鲁特起初皱着眉：“这不符合工业标准。”可徐渊让他算算账：原来挑夫一天能运两百斤，现在滑槽一小时就能运三百斤，还不用雇那么多挑夫，省下的工钱能买更多原料。格鲁特跟着看了半天，见红薯没坏，效率还翻了倍，终于点头：“徐，你的‘土办法’，比我的图纸管用。”后来这罐头厂，靠着这条“杉木滑槽流水线”，每月能多产两千罐口粮，运到了川黔边境的驻军手里。
为了给罐头厂和附近村落供电，工厂从武汉运来一台旧的小型发电机，可安装时出了问题——并网时电流老波动，灯忽明忽暗，罐头厂的锅炉泵也时转时停。负责的工程师们围着发电机转了三天，拆了又装，还是没用，有人说“得从上海买新的稳压器”，可从上海运到泸州，至少要一个月，工厂等着用电开工。
徐渊听说后，晚上提着马灯去了发电机房，借着灯光看了半天机器，又摸了摸发电机的转轴，对工程师们说：“电流不稳，是转轴转得没劲儿，咱们给它加个‘配重’。”他说的“配重”，就是飞轮——可那时西南哪有现成的飞轮？徐渊让人去找泸州城里的铁匠铺，用铸铁浇了个直径一米的圆盘，又让老技工在圆盘中心钻了孔，套在发电机的转轴上。
工程师们都捏着汗：“这铸铁盘会不会转着转着裂了？”徐渊让他们先试半小时——马灯亮了，稳了；锅炉泵转了，没停。原来这铸铁飞轮转起来后，靠着惯性稳住了转轴的转速，电流波动真的小了。后来工程师们给飞轮包了层铁皮防锈，这台旧发电机，就靠着这个“土造飞轮”，给工厂供了两年电。
徐渊并不差钱，可有些东西不能太多干涉，放下一部分权力给手下经理团搞“本土化”制度，他就会按照“规矩”办事，否则这么大的产业，作为领头人首先不遵守，那么工作就很难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