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去不返，转眼间已经进入1935年，中华大地恰似一幅被风雨揉皱的画卷，新旧思潮在此碰撞，内外危机交织蔓延。
北方，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虽已收官，硝烟却未散尽，山野间仍残留着战火灼烫的痕迹；南方，军阀割据的暗流在各省边界涌动，滇系、桂系、川系军阀各据一方，关卡林立，商旅通行动辄受阻。而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所谓“黄金十年”催生的资本萌芽，正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生长——沿海通商口岸的洋行与工厂鳞次栉比，霓虹初上时能瞥见西装革履的商人与黄包车夫擦肩而过；内陆城镇的作坊却仍守着千年的老规矩，铜匠的叮当声与纺车的嗡鸣，在青石板路上回荡不休。
就在这混沌与生机并存的年初，南洋群岛的椰林与港口间，徐氏实业的秘密布局终于显露出轮廓。岳父陈济晟以新加坡为枢纽，凭借数十年积累的侨商人脉，将橡胶园、锡矿与船运线路悄然整合，从暹罗的稻米到马来亚的橡胶，从爪哇的蔗糖到缅甸的玉石，一条条隐秘的商路如同蛛网般铺开，为远在国内的徐氏产业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资源与资金。直到南洋的商业版图稳固如礁，徐渊才终于从密密麻麻的电报与账本中抬起头，得以将目光重新聚焦于自身。
徐渊的产业版图，早已不是零散的商号，而是一张贯穿西南、搏动着工业血脉的巨网。
在四川南部的泸州，一座钢铁机械厂正日夜吞吐着火焰与钢铁。巨大的炼钢炉如同一尊沉默的巨兽，炉口喷吐的炽热红光染红了半边夜空，炉内铁水在千度高温下翻滚沸腾，发出“咕嘟咕嘟”的闷响，仿佛大地深处的脉搏。车间里，蒸汽机车的哨声刺破嘈杂，工人们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肌肤上沾满煤尘与铁屑，手中的大锤抡起时带着呼啸，砸在钢坯上迸溅出金红色的火花，火星落在地面的积水里，“滋啦”一声化作白烟。炼好的钢材被起重机吊上轨道，沿着支线铁路运往重庆、贵阳的铁路枢纽，有的成了铁轨的枕木，有的成了兵工厂的枪架，有的则被送往徐氏自家的纺织厂，化作织机上的钢轴。
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旁，徐氏的纺织厂与食品厂相邻而立，构成了一片热闹的工业街区。纺织车间里，数百台纺车整齐排列，“嗡嗡”的运转声汇聚成震耳欲聋的交响，女工们坐在纺车旁，手指翻飞间，雪白的棉线从锭子上源源不断地抽出，如同春蚕吐丝。隔壁的织布车间，宽大的铁木织机前，男工们踩着踏板，机身随之上下律动，五彩的经线与纬线在棕框的交错中缓缓织就，一匹匹绸缎光泽如水，有的印着江南的水墨花鸟，有的织着西洋的几何纹样，刚从织机上卸下，就被送到裁剪车间，裁缝们拿着竹尺与划粉，在绸缎上划出流畅的线条，剪刀“咔嚓”作响，很快就变成了待缝制的旗袍、西装面料。
与纺织车间的“细活”不同，隔壁的食品厂充满了“烟火气”。巨大的碾米机“轰隆”运转，金黄的稻谷从料斗中倾泻而下，经过滚筒的研磨，糙米蜕去谷壳，变成雪白的精米；旁边的面粉机里，小麦被磨成细腻的面粉，通过管道输送到面袋中，工人师傅们麻利地系紧袋口，在袋面上盖上“徐记”的朱红印章。厂区的食堂就设在食品厂旁，正午时分，蒸汽从食堂的烟囱里袅袅升起，工人们端着粗瓷大碗，围坐在长条木桌旁，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米汤，就着咸菜与白面馒头，偶尔有人掏出从家里带来的腊肉，分给邻座的工友，车间里的疲惫，在笑语与碗筷的碰撞声中渐渐消散——这里不仅是生产货物的工厂，更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镇”，有烟火，有温度，有徐渊刻意维系的“实业兴邦”的底气。
……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徐氏那支通达四海的远洋运输船队。在上海吴淞口的码头，五艘万吨级商船并排停泊，船身漆成深褐色，船头悬挂着“徐”字商号的旗帜。船舱内部，第一层装满了从西南运来的棉花与煤炭，第二层码着云南的普洱茶与四川的丝绸，第三层则是从南洋运回的橡胶与锡锭。清晨时分，水手们披着晨曦爬上桅杆，解开系着帆布的绳索，随着“起帆”的号子声，巨大的帆布缓缓展开，被海风鼓起，如同雄鹰的翅膀。船长站在驾驶舱里，手里拿着海图与六分仪，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海平面，舵手则稳稳地把着舵轮，商船在波涛中划出一道道银色的弧线，先是顺着长江东下，穿过吴淞口，进入茫茫东海，随后一路向南，驶向新加坡、曼谷、马尼拉的港口。
每一次航行都是一场与风浪的博弈：在南海的台风季，巨浪拍打着船身，甲板上的货物被浪花打湿，水手们冒着风雨加固绳索，有的手被绳索磨出血泡，有的脚在湿滑的甲板上摔倒，却没人敢停下；在马六甲海峡，要提防海盗的袭扰，船舷两侧的水手们握着长枪，眼神警惕地扫视着过往的小船；抵达南洋港口后，又要与当地的侨商、洋行周旋，清点货物、结算货款，有时还要应对殖民当局的刁难。但每一次平安返航，当商船满载着南洋的资源驶入长江口，看到重庆、泸州的工厂烟囱升起的浓烟，徐渊就知道，这张横跨海陆的“血脉网络”，正牢牢维系着他的实业梦想——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实业不仅是赚钱的生意，更是他能握住的、对抗时代风浪的“锚”。
在徐氏实业的钢铁洪流与远洋帆影之外，还有一股温柔却坚韧的力量，悄然滋养着动荡年代里的民生——那便是由徐渊之妻陈舒妍挂名主理的“厚生慈善会”。陈舒妍出身南洋儒商世家，自幼受陈济晟这位华人领袖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的家训熏陶，虽不直接插手实业经营，却以“主理人”的身份为慈善会站台，让这份善举多了几分名门望族的公信力；而真正撑起慈善会日常运转的，是跟随陈家多年的嬷嬷兼秘书张萍——这位年近四十的女子，梳着整齐的发髻，一身素色旗袍，做事干练利落，账册记得毫厘不差，走村入户时却能放下身段，与农户、山民唠起家常，一双眼睛总能精准捕捉到最需要帮助的人。
1935年的华北，春旱连夏，黄河沿岸的麦田干裂如龟甲，麦穗干瘪得能捏出粉末，无数农户守着枯死的庄稼，愁得彻夜难眠。“厚生慈善会”的粮仓，就设在河南开封的一座旧寺庙里，原本空荡荡的大殿被改造成粮囤，黄澄澄的稻谷堆得齐腰高，金黄的玉米编成辫子，一串串挂在房梁上，空气中弥漫着粮食特有的清香。张萍每次来巡查，都要亲自攀上粮囤，伸手插进稻谷堆里，感受粮食的干燥度，再捧起一把，仔细检查有没有霉变、生虫——她知道，这些粮食是农户的“救命粮”，半点不能马虎。分发粮食的日子，寺庙前的空地上排起长队，农户们提着布袋、挑着竹筐，张萍站在粮囤旁，亲手接过农户的布袋，看着伙计们用斗量好稻谷，再帮着把袋口扎紧，嘴里反复叮嘱：“省着点吃，掺着野菜煮粥，能撑得久些。”遇到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她还会多添一升玉米，轻声说：“给娃熬点玉米糊，补补身子。”
而在江南的水乡山村，“厚生慈善会”的身影则藏在学堂的琅琅书声里。浙江绍兴的一座山坳里，原本破旧的土地庙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三间青砖黛瓦的学堂。张萍亲自从城里请来木匠和石匠，木料选的是结实的杉木，瓦片挑的是防雨的青瓦，连窗棂都要刻上“厚生”二字——不是张扬的匾额，而是细细的阴刻，藏在窗格的拐角处，仿佛在默默提醒孩子们：这份读书的机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开工那天，石匠们凿石头的“叮叮当当”声，木匠锯木头的“沙沙”声，在山坳里回荡；竣工时，学堂的门楣上挂着“厚生学堂”的木牌，教室里，新砍的木桌还带着松木香，墨砚是粗陶烧制的，却洗得干干净净，毛笔整齐地插在笔筒里。开学第一天，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怯生生地走进教室，当先生领着他们念出“人之初，性本善”时，清脆的读书声穿过窗户，飘过山坳，连村口的老槐树都仿佛听得入了迷。张萍站在教室外，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悄悄抹了抹眼角——她知道，这三间学堂，或许能改变这些山村孩子的一生。
最偏远的，是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云南大理与四川凉山交界的山村里，“厚生慈善会”捐建的医院，是当地第一座有“电灯”的建筑——那盏挂在手术室天花板上的手术灯，虽然只是简单的白炽灯，却在昏暗的山村里，像一颗照亮希望的星。医院的房子是土坯墙，却刷得雪白，门窗装着玻璃，能挡住山间的寒风；药房里，阿司匹林、奎宁、红药水整齐地摆放在木架上，墙上贴着用汉、彝两种文字写的“看病免费”的告示。医护人员是徐渊从上海请来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去给行动不便的老人看病，有的山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有一次，一个彝族孩子得了急腹症，医生在手术灯下忙了三个小时，终于把孩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孩子的母亲跪在地上，捧着自家种的核桃，非要塞给医生；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得了眼疾，护士每天给他滴眼药水，半个月后老人重见光明，激动地拉着护士的手，用生硬的汉语说：“恩人，恩人！”除了看病，慈善会还从当地选了十几个有志青年，资助他们去北京的医科学校读书，临行前，张萍给每个青年塞了一个包裹，里面有换洗衣物和一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学成归来，造福乡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