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一九四八年秋，香港，半山别墅书房。
檀木书桌的铜质镇纸下压着半张未译完的密电，墨色字迹被海风濡湿，晕开浅浅的痕迹。徐渊立在巨幅东亚地图前，深灰色中山装的袖口沾着些许缅北的红土——那是上周从腊戍加急送来的样本，混着柚木的清香，与书房里陈年普洱的醇厚、雪茄的焦香缠在一起，成了独属于他的气味。地图上，缅北的腊戍、果敢与新加坡的莱佛士码头被鲜红朱砂重重圈定，朱砂边缘晕染开细细的红丝，像他布下的商路与武装网络，无声蔓延。他的指尖划过长江流域，那道被红蓝铅笔反复勾勒的战线，正随着密电的频率，一寸寸向南京逼近。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已次第亮起，远洋巨轮的烟囱喷出淡灰色的烟柱，在暮色中拖出长长的轨迹。那些轮船上载着的，既有欧美倾销的剩余物资，也有逃亡的国民党官员与他们搜刮的黄金白银——徐渊认得其中一艘英国“太古”轮船的轮廓，三天前，他的人刚在新加坡港截获了该船转运的、属于宋子文的三箱美金汇票。海风穿过百叶窗的缝隙，带着咸腥的湿气，吹动地图下方垂挂的铜质流苏，发出细碎的碰撞声，与桌上密电码本的纸页翻动声交织在一起。
徐渊的目光停在“南京”二字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地图边缘磨损的牛皮纸，一段段尘封的记忆被唤醒。民国三十五年，他短暂返回大陆时在重庆曾家岩的公馆见过宋子文，这位“国舅爷”一身定制西装，手指上的钻石戒指在吊灯下晃眼，谈起外汇管制时，语气轻慢得仿佛在谈论一场赛马赌局。彼时，国民政府刚接收上海，所谓“接收大员”们坐着美式吉普，拿着“敌产清单”挨家挨户搜刮，绸缎庄的绫罗、银行的金条、工厂的机器，尽数被贴上“逆产”的标签，转手落入私人腰包。徐渊记得，他在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见过一位商号老板，抱着装满金圆券的铁皮箱痛哭，那些前一天还能买半栋洋房的纸币，一夜之间连一袋面粉都换不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时承诺“一元兑法币三百万元”，却无任何准备金支撑，短短三个月，物价暴涨四千倍，百姓用麻袋扛着钱去买米，米店老板却挂出“今日无米”的木牌，暗地里用黄金结算。
“不过是场明火执仗的劫掠。”徐渊低声冷笑，伸手拿起桌上的一个铜制烟盒，里面装着缅甸产的雪茄。他想起自己在缅北的举措：用钨矿与橡胶换取东南亚的大米、布匹，发行以矿产为准备金的“滇缅流通券”，规定一元流通券可兑换两斤大米，严禁囤积居奇，违者直接由武装队查抄物资。如今腊戍的集市上，百姓用流通券就能买到平价盐巴与煤油，而重庆街头，却有妇人抱着饿死的孩子跪在省政府门前，哭声被宪兵的皮靴声踩碎。两者对比，愈发印证了他的判断：一个靠掠夺民众生存的政权，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密电码本里夹着一张折叠的信纸，是曾维献熟识的一位将领从徐州前线发来的手写信，转呈给了在香港的徐渊，字迹潦草，纸页上还沾着油污与血迹。这个人是滇军将领，与曾维献有过同窗之谊，信中直言不讳：“中央军扣我部粮饷三月有余，美式装备被何应钦亲信倒卖至阎锡山部，士兵日食掺沙糙米，冬衣尚无着落。淮海前线，刘峙与杜聿明各怀心思，蒋公遥控指挥，战机尽失。”徐渊想起两年前在昆明见到的滇军士兵，那时他们还穿着整齐的军装，握着法式步枪，而如今，信中描述的却是“士兵逃亡者十之三四，余下者皆无战心”。他的指尖划过地图上的缅北区域，那里的武装队在自己多次抽调后虽只审核两万余人，却皆是精选的流民与退伍军人，每日三顿饱饭，军装统一，配备从新加坡购入的英式步枪与迫击炮，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为何而战——保卫赖以生存的商路与家园。徐渊亲自检阅过这支队伍，士兵们眼神坚定，口号洪亮，与曾维献信中“形如乞丐、心如死灰”的国军形成鲜明对比。
“派系倾轧，腐败入骨，这样的军队，纵有百万之众，亦不过是乌合之众。”徐渊将信纸折好，放回密电码本，目光转向北平。他想起情报中民国三十六年，手下东部负责人柯启航描述的其应邀在南京出席一场“宪政座谈会”时的场景——国民大会代表们穿着长袍马褂与西装，在会场里高谈阔论，却对台下记者提出的“民生成何”避而不答。会议结束后，他亲眼见到一位代表用金条贿赂工作人员，只为修改提案中的一个字眼。而与此同时，中统特务在会场外逮捕了几位散发传单的进步学生，那些年轻的脸上满是血污，却仍高呼着“反对独裁”。柯启航当时便说，这样的“宪政”，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闹剧。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南华日报》（徐渊抵港后将总部迁往广播道）记者描述的去年在上海外滩见到的一幕：一群教授与商人举着“反对金圆券”的标语游行，却被军警用水龙驱散，街边的商铺纷纷关门，门上贴着“米价日三涨，无钱莫进门”的字条。而在北平，他的眼线传来消息，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河北农村里，农民们分到了地主的土地，在田埂上插上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甚至有人主动报名参军，只为保卫这份来之不易的土地。“耕者有其田”，这句古训被对手用得淋漓尽致，而国民政府却依旧沉迷于苛捐杂税与特务统治，将最广大的农民推向了对立面。徐渊拿起桌上的望远镜，望向远处香港岛的灯火，那里有许多流亡的知识分子与商人，他们曾是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如今却只能在咖啡馆里低声咒骂，盘算着迁往新加坡或澳洲——民心向背，早已一目了然。
徐渊指尖划过地图上“北平”与“南京”的连线，指腹感受到纸质地图下凸起的经纬线，那触感像极了他见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肌理——一种是腐朽溃烂的老树皮，一种是遒劲生长的新根。
他想起三个月前的情报，国民政府为支撑淮海战事，下令各省“征调民夫二十万、粮食三百万石”，可指令传到云南时，却被当地军阀龙云的旧部层层盘剥，民夫被强征后还要向保长缴纳“免役钱”，粮食则被县长与粮商勾结倒卖，最终送到前线的，不足三成。徐渊在昆明的联络人发来的密报里附了一张照片：一群骨瘦如柴的民夫背着远超负荷的粮袋，在泥泞的道路上爬行，而旁边的国军士兵却骑着马，用鞭子驱赶他们。反观他在缅北的运作，一道“修建腊戍至曼德勒公路”的指令下达后，三日之内便动员了八千流民，物资调配由专门的后勤部门负责，每日定量发放粮食与工钱，公路进度每日上报，若有官员克扣，当即枪决——这种高效，源于他建立的“垂直管理体系”，从他到基层小队长，层级不超过三层，政令直达，绝无敷衍空间。
“臃肿的官僚机器，连自己的臂膀都指挥不动。”徐渊低声自语，拿起桌上一份标注“绝密”的情报。那是他的人从华北农村搜集到的，上面画着简单的组织架构图：村有党支部，乡有农会，县有武装队，每个农户都被纳入严密的网络中。情报里记载，某县动员参军时，农会干部挨家挨户谈心，讲“分田地、保家乡”的道理，短短十日便有三千青年报名，而且自带粮食与农具，无需政府额外负担。徐渊见过国民党的征兵——用绳索捆绑壮丁，像驱赶牲口一样押往前线，士兵逃亡率居高不下。这种对比，让他脊背发凉：对手的组织力，是深入骨髓的，是能激发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而非单纯依靠强权压制。
他想起《大公报》描述的民国三十六年在北平城郊拍摄的场景：一群穿着粗布衣裳的干部，坐在田埂上与农民一起吃窝头，讲解土地改革政策，农民们听得聚精会神，眼神里满是期待。而同期在南京，记者参加的一场“动员民众”大会上，官员们坐在主席台上，念着空洞的口号，台下的市民要么低头私语，要么面露不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背后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是将组织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惊人耐力。这种力量，绝非国民政府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僚所能理解，更无法抵挡——就像用钝刀去砍钢筋，看似有力，实则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