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南洋，季风带着咸涩的海味，卷着内陆战火的硝烟，在伊洛瓦底江的浊浪与马六甲海峡的涛声中交织。仰光郊外的“南华垦殖局”木牌，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白，门前那条被踩踏得发亮的土路，每天天不亮就排起长龙——通过各种渠道运输的从中国内陆涌来的难民像一条流动的河，漫过荒草丛生的堤岸，在垦殖局的竹棚外汇聚成海。
人群里，穿着破军装的国军溃兵正低头擦拭生锈的步枪，枪托上“党国”的刻字已被磨平，他身旁的战友揣着整建制投诚时领到的“垦殖证”，证上盖着的红色印章还带着油墨香；失去土地的农民背着豁口的陶缸，缸里装着仅存的稻种，那是他从被炮弹炸烂的田埂里刨出来的；被战火焚毁商号的绸布商，怀里紧紧裹着半匹没烧完的云锦，布角还留着焦痕，却仍能看出江南织造的精致。他们的草鞋沾满泥浆，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蚊虫叮咬的红肿，但望向垦殖局公告栏的眼睛里，都燃着一簇微弱却执拗的光——那是对“分田百亩、农具配给”的向往，是对“三年免税、子女入学免费”的信靠，红色油墨写就的承诺在南洋的烈日下，比任何旗帜都更能安抚迁徙路上的惶恐。
为接住这股奔涌的人潮，徐渊的贸易网络像一张铺开的巨网，在东南亚的海陆间高速运转。仰光港的码头吊杆日夜不歇，澳大利亚货轮卸下的小麦堆成金黄的山，麻袋上“墨尔本”的字样被雨水泡得发胀；泰国驳船运来的大米用竹筐分装，筐沿印着的佛塔图案在江风中摇晃；从上海运来的粗布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被裁成成衣，缝纫机的“哒哒”声混着难民孩子的啼哭，倒有了几分烟火气。更让人安心的是卫生站的药箱——除了徐渊控制的区域内少量产出外，还有从欧洲秘密采购的青霉素，装在棕色玻璃瓶里，标签上的德文还没来得及撕掉；奎宁药片用防潮纸包着，是防疟疾的救命药，这些通过香港洋行、新加坡侨商辗转送来的物资，像毛细血管里的血，一点点渗透进移民聚集的土地。
武装护卫队的巡逻艇在湄公河上划出白色的浪痕，艇上的机枪手紧盯着两岸的密林——那里藏着觊觎难民财物的缅北匪帮，也有想趁机捞好处的地方武装。前几日刚在曼德勒郊外打了一仗，护卫队的队长带着伤，胳膊上缠着上海产的绷带，却仍站在船头用望远镜了望，他身后的队员正往步枪里压子弹，枪是徐渊从欧洲军工厂订的，没办法时间太短，局势不稳定下本地稳定产出还是奢望。枪身还带着新出厂的蓝钢光泽。沿途的补给站支着帆布帐篷，锅里的米粥冒着热气，穿蓝布褂子的侨眷正给难民分碗筷，碗是从曼谷瓷厂订的，粗陶碗沿带着手作的温度。
夕阳西下时，垦殖局的登记处还在忙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在登记表上按下手印，孩子手里攥着块从补给站领的米糕，嘴角沾着白花花的粉。远处的田埂上，新来的难民正跟着老移民学用锄头，锄刃劈开南洋的红土，露出底下肥沃的黑壤。徐渊站在了望塔上，望着这片被汗水与希望浸润的土地，风里传来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与孩子们的读书声——那是临时学校里，老师正教认“华夏”两个字。他知道，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正在用锄头与双手，在异乡的土地上，种下属于他们的新生……
天刚蒙蒙亮，伊洛瓦底江平原的晨雾还没散尽，李铁柱就扛起锄头走出了茅草屋。他是1948年从河南逃荒被“老乡”介绍过来的，带着妻子秀莲和两个孩子，在南华垦殖局分到了一百亩荒地。屋前的空地上，几个邻居已经在收拾农具——有垦殖局配给的美式军用铁锹，也有自制木犁，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那是垦殖局派来翻耕大片荒地的，只需要移民们后续平整、插秧。
秀莲提着竹篮跟在后面，里面装着红薯干和水壶，篮子底下还压着一小块盐巴——这是垦殖局每月发放的生活物资之一。“慢点走，昨晚的露水重，别滑着。”秀莲叮嘱道，脚下的泥土湿润松软，是刚被拖拉机翻过的，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腥气。这片曾经的罂粟田，如今被划分成一块块整齐的田垄，每十户移民组成一个互助组，共用一头耕牛和一套灌溉工具。
上午的活儿是平整土地、挖排水沟。李铁柱和邻居们光着脚踩在泥里，锄头起落间，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浸透了粗布短褂。正午时分，日头最毒，他们就躲到田边的菩提树下歇晌，啃着红薯干，喝着凉水。秀莲则在附近的小溪边洗菜，溪水是从伊洛瓦底江引来的，清澈见底，偶尔能看到小鱼游过。“听说下个月垦殖局要派水稻专家来，教咱们种高产稻，说一亩能收三百斤呢！”隔壁的王木匠一边擦汗，一边兴奋地说道，引来一片附和——在老家，一亩地能收一百五十斤就不错了。
下午的任务是播种。垦殖局发放的稻种颗粒饱满，是从泰国引进的改良品种，李铁柱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撒进整好的苗床，再盖上一层薄土。秀莲则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移民村小学，大儿子要上学识汉字，小女儿则在村口的空地上跟着其他孩子玩耍，远处有南华自卫军的巡逻队经过，他们背着冲锋枪，腰间挂着手榴弹，看到孩子们会笑着招手——正是这些护卫队，驱散了附近的匪帮，让移民们能安心耕种。
傍晚时分，夕阳把伊洛瓦底江染成了金黄色。李铁柱扛着锄头往回走，田埂上已经长出了嫩绿的秧苗，远远望去，一片生机勃勃。回到茅草屋，秀莲已经做好了晚饭：红薯粥、炒野菜，还有一小块腊肉——这是上个月垦殖局奖励给互助组的，因为他们提前完成了土地平整任务。饭桌上，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趣事，李铁柱看着窗外连片的田垄，心里踏实极了：“等收成了，就盖砖瓦房，再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夜色渐浓，移民村的茅草屋里亮起了煤油灯，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夹杂着耕田归来的吆喝声，构成了伊洛瓦底江平原上最质朴的生活图景。
……
不止李铁柱一家，这些移民被垦殖局按技能精准分类。
当履带式拖拉机的轰鸣声震碎了沉寂，曾经漫山遍野的罂粟花被连根翻起，黑色的泥土翻涌着，露出底下肥沃的层积。擅长耕种的农民们握着水稻专家分发的高产稻种，指尖抚过饱满的谷粒——这些来自暹罗湾沿岸的优良品种，经徐渊的商船跨越海峡，此刻正被播撒进翻新的田垄。田埂上，戴着斗笠的农妇们弯腰插秧，水花溅起在她们卷起的裤脚上，身后的水田里很快铺展开一片新绿。不远处的灌溉渠旁，华侨工程师正调试进口的抽水机，金属管道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将江水引入纵横交错的田畴。
仰光港的华人工业区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从早到晚不停歇。铁匠铺的红炉烧得正旺，火星溅在黝黑的铁砧上，映亮了师傅们赤裸的脊梁，他们将从马来亚运来的铁矿石锻打成锄头、镰刀，坯件堆积如山，等着被装上牛车送往各个垦殖点；木匠坊里，来自浙江的老木匠正带着学徒刨制船板，刨花像雪片般落在地上，这些木料将被组装成内河货船，往来于湄公河与萨尔温江之间；更远处的纺织厂里，女工们脚踩缝纫机，将泰国棉花织成的粗布缝制成工装，布匹上印着的“华渊”字样，随着传送带不断向前移动。港口码头边，徐渊的商船正装卸货物：来自澳洲的小麦、印度的棉纱、欧洲的机械零件，还有即将发往南洋各地的农具与日用品，起重机的吊臂在晨雾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像巨人的手臂托举着这片工业区的生机。
槟城郊外的训练营里，枪声此起彼伏。退伍军人们穿着统一的卡其布军装，正在接受美式战术训练：匍匐前进时，草叶沾满他们的后背；实弹射击时，m1911手枪的后坐力震得手臂发麻，汤姆逊冲锋枪的弹壳在脚边堆积成小山。这些曾在国内战场辗转的士兵，此刻眼神里少了迷茫，多了专注——他们中的不少人带着家人来到南洋，垦殖局分给的土地就在训练营附近，傍晚收操后，能闻到自家屋顶飘来的饭菜香。指挥官是位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他正教士兵们如何利用橡胶林的地形设伏，手里的地图上，红笔圈出的防御点沿着湄公河一字排开，那是徐渊划定的“安全区”边界。
两年时光在水稻的三季轮回、工厂的机器轰鸣与训练营的枪声中悄然流逝。曼德勒的街道上，华语招牌从零星几点变成连片的繁华，广东话、闽南语与当地土语混杂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市井声浪；蒲甘的佛塔旁，新盖的学校里传出孩子们诵读“人之初”的声音，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华夷一家”四个大字；柔佛的橡胶园里，割胶工人们凌晨便背着胶桶出发，乳胶顺着倾斜的切口滴入桶中，在晨光中泛着乳白色的光，这些橡胶将被送到徐渊的工厂，制成轮胎、胶鞋，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船运往全球。
人口普查的册子在垦殖局的档案柜里越堆越高，每一页都记录着一个家庭的迁徙轨迹：张木匠一家从浙江逃难而来，如今在槟城开了家家具铺；李铁匠带着三个儿子加入了自卫军，小儿子在仰光的华校读书；王农户从河南来，种的水稻亩产比在老家时翻了一倍……三百万华人的到来，像无数条溪流汇入东南亚的土地，在伊洛瓦底江的冲积平原上、在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里，浇灌出一片属于他们的新天地。徐渊站在吉隆坡的高脚楼上，望着远处港口的灯火与内陆的田埂连成一片，知道这些扎根下来的人们，已成为这片“隐形帝国”最坚实的基石——他们用锄头、机床与枪支，在异乡的土地上，筑起了一道属于华人的生存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