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七年的二月，注定是一个多事之春，天象与人事的异动接连冲击着东汉帝国的都城洛阳，仿佛预示着某种巨大变局的序幕正缓缓拉开。
先是二月初一（辛亥朔），天空便上演了令人不安的一幕——日食发生。在白昼时分，太阳的光芒被逐渐吞噬，天地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昏黄之中，最终只剩下一圈令人心悸的暗红色环晕。这在信奉“天人感应”的汉代，无疑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严重警示。洛阳城内，从皇宫到坊间，无不人心惶惶，太史令紧急占卜，朝臣们私下议论纷纷，猜测着这场天变究竟对应着朝堂上的何种失德或冤屈。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如同阴云般笼罩在全城上空。
然而，上天的警示似乎并未结束。日食过去不过两三天，大地也开始震动。一场地震袭击了洛阳地区，虽然震级不算毁灭性，但外城不少年久失修或结构不甚坚固的房屋出现了明显的损毁，墙垣开裂，屋瓦坠落，甚至有几处贫民聚居的里坊发生了小范围的坍塌，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和更多的财产损失。民间恐慌情绪蔓延，流言四起，都将此与之前的日食联系起来，认为是朝廷失政，以致天怒人怨。
不久，又有岭南的合浦与交趾两郡传来紧急军情：久不服王化的乌浒蛮举兵反叛，其势汹汹然，更招引、煽动九真、日南两地的遗民，里应外合，竟接连攻陷、屠掠了数座郡县。
就在这种天灾示警、人心浮动的背景下，二月初九，皇宫中传出的一道诏书，却在士林之中引发了比天象地动更为剧烈的震动。天子下诏，在洛阳南宫西北的鸿都外设立一所新的学馆，（鸿都为皇家藏书之所，相当于后世的国家图书馆）为区别于太学，特命名为 “鸿都门学” 。诏书中还命人绘制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悬挂于学馆之内，以示尊崇先圣。有皇家信誉背书，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不言而喻。
起初，这所学馆招收的是儒生中擅长写作文赋之人，似乎只是太学之外的一个文学补充机构。然而，诏令的风向很快转变，天子紧接着下令各州郡 “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前来京师参加考试。所谓的“尺牍”指应用文书，“辞赋”是文学创作，“工书鸟篆”则特指擅长书法，尤其是那种富于装饰性、近乎技艺的鸟虫篆书。选拔标准彻底偏离了太学注重经学义理和道德品行的传统，转向了文艺与技艺。凭借朝廷的号召力，鸿都门学很快扩招至上千人，规模急剧膨胀。
更让传统士大夫阶层无法接受的是诏书中的承诺：凡从鸿都门学毕业的学子，将直接被安排到州郡或三公府署任职，并且有机会封侯赐爵！ 这意味着，一条无需经历察举孝廉、不必累年研习儒家经典、不必经营乡议清评的做官捷径，被堂而皇之地开辟了出来。
一时间，洛阳城为之哗然，鸿都门外，门庭若市，观者如堵。各地擅长文赋书法的文人、甚至是些追逐利禄的奸佞之徒，怀揣着一步登天的梦想，蜂拥而至。他们之中，固然有真才实学者，但更多是看中了这条终南捷径。这与太学中那些皓首穷经、却因党锢或门第而仕进无门的学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在平静（至少表面如此）的士林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无论如何，这种从鸿都门学学士中直接选拔官员的方式，迅速招致了以清流士大夫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激烈谏议和强烈反对。 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选官内容的堕落——由关乎治国平天下的儒术、道德，变成了属于雕虫小技的辞赋、书画；更是选官形式的颠覆——完全绕过了汉代赖以立国的 “乡举里选” 的繁复程序和人伦品鉴。这动摇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和维系政治地位的根基。
清流舆论普遍认为：这根本就是宦官集团为了培植自身政治势力，对抗并削弱清流士大夫的力量，从而撺掇年少贪图享乐、喜欢新奇玩意的灵帝开设的鸿都门学。 他们将此视为宦官对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次公然抢夺。
于是，以光禄大夫杨赐（弘农杨氏代表）、议郎蔡邕、卫尉阳球等为代表的着名清流士大夫纷纷上书激烈反对。然而，细察他们的奏章，其反对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折射出士大夫内部的微妙差异。
杨赐与阳球等人的态度更为激烈和保守。他们从根本上看不上那些没有显赫出身、不习儒家经典、仅凭“工书鸟篆”等技艺入选的鸿都门学学士。在他们的奏疏中，不惜对这些人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指责他们 “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 （出身卑微，器量狭小如斗筲），更断言他们品德统统不好，尤其点名批评领头者如郄俭、梁鹄等人， “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 （都是凭着逢迎谄媚的性情和巧言辩佞的心术，获得了高官厚禄和破格恩宠）。最后，他们甚至不屑地表示 “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真正的士人君子都以与这些人为伍为耻）。他们的反对，带有浓厚的门第优越感和对文化“异端”的排斥。
正当杨赐、阳球等清流重臣对鸿都门学及其学子展开猛烈抨击，言辞激烈，几近辱骂之时，蔡邕的态度则显得复杂而微妙。他同样激烈上书，但其论点更多集中在鸿都门学破坏选举制度、僭越礼制、引导士风追逐浮华技艺而非根本道德学问所带来的危害上。他担忧长此以往，会导致“儒者之学，堙废不振”，真正能治国安邦的人才被边缘化。他的反对，更侧重于维护儒家道统和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本，虽然他也同样不认可那些仅以技艺进身者。与那些彻底否定鸿都门学存在价值的同僚相比，他的反对更多是聚焦于其选官制度的僭越，而非全然否定那些技艺本身及其研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