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监狱厚重的铁门，陈砚就攥着会见函站在等候区。他特意穿了件素色衬衫，没打领带——前一晚查资料时看到，监狱会见时衣着太正式容易让服刑人员产生距离感，他想让李明华能更放松地说话。手里的文件夹里，除了案卷复印件，还放着李明华母亲托他转交的照片，照片上是老人去年在自家小菜园拍的，背景里种满了李明华爱吃的番茄。
“号，李明华，家属会见。”狱警的喊声打破了等候区的安静，陈砚跟着穿过两道铁门，金属碰撞的声响在走廊里回荡，冰冷又压抑。会见室里，玻璃隔开两个世界，李明华穿着蓝白条纹的囚服，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坐在椅子上时脊背微微佝偻，只有那双眼睛，在看到陈砚的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那是十年里，第一次有律师主动来见他。
“陈律师，我妈……她还好吗？”李明华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隔着玻璃传过来，带着几分不确定。陈砚把照片推到玻璃前：“阿姨很好，这是她去年拍的，说等你出去，就给你做番茄炒蛋。”李明华的目光黏在照片上，手指在玻璃上轻轻摩挲，像是想触碰照片里的菜园，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等他情绪平复些，陈砚拿出案卷复印件，翻到《案发经过》那一页：“李大哥，你再跟我说说2014年3月15号那天的事，越详细越好，不管是小事都没关系。”李明华的身体僵了一下，像是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噩梦般的日子，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那天我在邻市的建筑工地打工，早上五点就上工了，中午跟工友一起在工地食堂吃的饭，下午一直在搬钢筋，晚上七点多跟工友去小卖部买了包烟……”
他记得每一个细节：那天工地食堂的午饭是白菜炖豆腐，小卖部的老板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体格，搬钢筋可惜了”，甚至记得自己当天穿的是一件蓝色工装，袖口磨破了个洞。“我有工友能证明，可当年办案民警说‘他们跟你一伙的，证词不算数’，根本没去找他们核实。”李明华的声音突然拔高，又很快压低，带着无力的愤怒，“他们还说我跟被害人有口角，可我根本不认识他！就是案发前一周，在菜市场跟人吵过架，他们就把那当成‘动机’。”
陈砚一边记录，一边对照案卷里的“证人证言”——果然，李明华提到的工友都没出现在证言名单里，所谓的“口角”，也只是一份模糊的“菜市场摊主证词”，连具体吵架对象都没写清。“那把水果刀呢？案卷里说从你家搜出来的，是你的吗？”陈砚追问。李明华立刻摇头：“不是！我家从来不用那样的水果刀，那把刀的刀柄是塑料的，我用的一直是我爸传下来的铁柄刀。他们搜走的时候，我跟民警说过，可没人信我。”
会见结束前，李明华突然抓住桌沿，身体前倾，隔着玻璃急切地问：“陈律师，我还有希望吗？我妈已经六十多了，我怕……我怕等不到出去的那天，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陈砚看着他眼底的绝望和残存的期待，心里像被揪了一下，他用力点头：“有希望，我们已经找到案卷的漏洞了，只要能找到你工友的证词，再核实清楚凶器的问题，一定能帮你翻案。”
走出监狱时，阳光已经有些刺眼，陈砚拿出手机，给李明华母亲打了个电话，把会见的情况详细说给她听。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一直带着哽咽，听到“有希望”时，突然哭出了声：“陈律师，谢谢您，谢谢您没骗我……我就知道，明华是被冤枉的。”挂了电话，陈砚没直接回律所，而是按照老人给的地址，去了她住的老小区。
那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区，楼道里没有电梯，墙皮斑驳，楼梯扶手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老人住在六楼，陈砚爬上去时，正好看到她提着一个装满废品的袋子从外面回来，袋子勒得她的手指关节发白。“陈律师，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坐。”老人连忙开门，屋里的陈设简单得有些简陋，只有一张旧沙发、一个掉漆的衣柜，墙上挂满了李明华不同时期的照片，从童年到入狱前，满满一墙都是思念。
老人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箱子，打开时，里面整齐叠放着一沓沓纸张，最上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申诉账本”。“这十年，我去北京、去省城申诉，每一笔路费、住宿费、复印费，我都记在上面了。”老人翻开笔记本，里面的字迹工整又认真：2015年3月，去省城信访局，车费58元，住宿费30元；2017年5月，复印案卷材料，120元……甚至连买矿泉水的2元钱，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卖嫁妆的钱，当年我结婚时，我妈给我的金戒指、金耳环，都卖了，一共卖了8000块，都用在申诉上了。”老人从箱子里拿出一张发黄的首饰店收据，声音轻得像叹息，“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想给我儿子洗清冤屈，哪怕砸锅卖铁，我也愿意。”陈砚看着那本“申诉账本”，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突然明白——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账本，而是一位母亲十年里用血泪写就的希望，每一笔记录，都是她不放弃的证明。
“阿姨，您别再去捡废品了，身体会受不了的。”陈砚的声音有些沙哑，“律师费的事您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就算是免费，我也会帮您把案子办下去。”老人却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零钱，最大的面额是50元，最小的是1元。“这是我最近捡废品攒的，一共326块，您先拿着，就算是定金，我知道不多，但这是我的心意。”
陈砚看着那沓皱巴巴的零钱，心里五味杂陈，他没接，而是重新包好递回去：“阿姨，这钱您留着自己买点吃的，等李大哥出来了，还等着您给他做番茄炒蛋呢。律师费的事，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证据。您还记得当年李大哥打工的建筑工地在哪吗？我想去找找他的工友。”
老人眼睛一亮，连忙拿出一张旧地图，在上面圈出一个位置：“就在邻市的东风路工地，当年的包工头姓王，还有几个工友是咱们老乡，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她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来，生怕陈砚记不住。陈砚接过纸条，上面的名字被老人写得工工整整，旁边还标注着“可能在老家种地”“听说去南方打工了”，都是她这些年零星打听来的消息。
离开老人家里时，夕阳已经染红了半边天，陈砚手里攥着那张写满工友名字的纸条，还有那本沉甸甸的“申诉账本”。他站在小区楼下，看着楼上老人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不管这个案子有多难，不管要跑多少路，找多少人，他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知道，那扇窗户后面，有一位母亲正在等着儿子回家，而他，是那个能帮她实现愿望的人。
回到律所时，周明远还在办公室，看到陈砚手里的账本，没等他开口就说：“我听说你去见李明华了，这个案子，所里支持你。需要调卷、找证人，随时跟我说，就算是公益案，我们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扛。”陈砚看着周明远，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原来，在守护正义的路上，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