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深秋，荷兰，莱顿。北海来的冷风卷着湿气，掠过运河、风车与古老大学的砖红色屋顶。这座城市，连同这个国家，在刚刚结束的那场将欧洲文明拖入深渊的四年血战中，幸运地维持了中立。此刻，它成了一座孤岛，一个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可供理智与文明短暂栖息的避难所。
莱顿大学数学研究所的门前，气氛异乎寻常。没有盛大的旗帜，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一种沉重的、近乎肃穆的寂静。学者们从四面八方陆续抵达，他们步履匆匆，面容大多带着疲惫，衣着朴素，甚至有些寒酸。许多人提着陈旧的手提箱，上面还贴着磨损的旧船票或火车票签。他们彼此相遇时，点头致意，握手有力，但笑容短暂，眼神中交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只有共同经历过巨大创伤才能理解的复杂情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逝去同仁的哀伤，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要将断裂的线重新连接起来的坚定。
这里，正在举行第二届黎曼猜想致敬讨论会。
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宣言。当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因战争带来的深刻敌意而无限期推迟，当诺贝尔奖的评选也因瑞典学院的谨慎而蒙上政治阴影时，一个纯粹的、专注于数学最深层奥秘的会议，竟然在停战协定签署尚不足两年、欧洲仍处于物质匮乏与精神阵痛之时，毅然决定召开。这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数学共同体核心阶层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一种对自身使命高于世俗纷争的庄严宣示。
“黎曼讨论会”，经过首届苏黎世会议的成功，早已不是普通的学术会议。在数论学家心中，它已超越了Icm的广泛性与诺贝尔奖的公众性，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一种精神的朝圣。它是数学界为了解答自身王冠上最璀璨宝石之谜而设立的最高圣殿。只要黎曼猜想一日未解，只要由黎曼父女点燃、经艾莎学派传承的那条探索之路未曾断绝，这场聚会就必须延续。它的召开，与政治气候无关，与战争胜负无关，只与一个永恒的、超越性的真理追求有关。除非地球毁灭，或者黎曼猜想及其所有深刻的推广形式被彻底证明，否则，哪怕炮火连天，也必有学者会想方设法，穿越战线，来到这精神的圣地进行朝拜。这是一种信仰。
场景：圣殿中的伤疤与新生
会场内的景象，比首届会议时少了些许华彩，却多了几分悲壮与坚韧。听众席中，可见许多空位——那是战争带走的才华：有的天才青年陨落在凡尔登的泥沼，有的资深教授在饥寒交迫中病逝。活着的人身上，也带着明显的战争印记：一位法国数学家失去了一条手臂，袖子空荡荡地别在胸前；一位德国教授的脸上添了深刻的皱纹，那是失去亲人和祖国蒙羞的双重打击所刻下。
主席台上，人物的更迭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变迁。大卫·希尔伯特依然在场，但他将主持开幕的重任，交给了更年轻、也更能代表战后和解希望的赫尔曼·外尔。菲利克斯·克莱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昂利·庞加莱已于1912年去世，他的缺席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巴黎学派的旗帜由他的弟子们接过。埃利·嘉当安静地坐在前排，一如既往地深邃。哥廷根的希尔伯特学派，剑桥的哈代-李特尔伍德组合，以及来自北欧、意大利、乃至开始有美国东海岸面孔的数学家，构成了会议的主力。第二代艾莎学派的数学家，正式成为了主角。
会议开幕时，没有浮夸的致辞。外尔走到台前，他身材挺拔，目光锐利中带着哲学家般的沉静。他的开场白简短而有力：
“先生们，我们再次聚集于此，并非因为我们遗忘了过去的四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深刻地记得那场浩劫，记得理性曾被如何践踏，我们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唯有对永恒真理的追求，才能赋予人类文明以超越一时疯狂的意义。我们今日在此守护的，不是一国一族的利益，而是人类理性的火种。这座圣殿——黎曼猜想致敬讨论会——之所以必须存在，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高于一切暂时冲突的、对终极和谐的信仰。”
他望向黎曼父女的肖像，继续说道：“伯恩哈德·黎曼指出了星空的方向，艾莎·黎曼为我们描绘了星图。过去的战争试图在地上建造巴别塔，而我们，将继续仰望并追寻数学的星空。本届会议，我们将聆听新一代探索者的报告，看看在沉寂的岁月里，理性的微光如何在黑暗中继续前行。”
外尔的话语，为会议定下了坚守、传承与希望的基调。
首日报告：新一代的进军
会议的报告，清晰地反映了战争的创伤与学术的韧性。由于国际交流的中断，许多工作是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完成的，它们可能不够完美，却充满了在绝境中求索的原始力量。
哈代与李特尔伍德的“圆法”进展：哈代报告了他们在战争期间，如何将圆法应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弱形式”（如证明充分大的奇数是三个素数之和）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他们的工作展示了圆法在处理加性数论问题上的巨大威力，也透露出一种信息：即使在孤立环境下，基于深刻分析直觉的研究依然可以结出硕果。哈代的报告充满英式的冷静与自信，但熟悉他的人能从中听出一种庆幸——庆幸自己与李特尔伍德这样的伙伴能安然度过战争，并保持了学术的活力。
外尔的“群论化”统一视角：作为新一代的领袖，外尔的报告最具前瞻性。他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用李群及其表示论的语言，来重新诠释和统一艾莎·黎曼的几何化范式、希尔伯特的谱理论以及经典数论。他提出，一个自守形式，本质上是一个在某个算术群作用下具有特定变换性质的函数，而其对应的L函数，则可以视为该表示的特征标。这种“群论-表示论”的视角，为“解析拓扑动力学”提供了一个更抽象、也更强大的代数框架。外尔的工作暗示，数学的统一性，可能存在于对称性（群）及其线性表示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中。这为年轻的数学家指明了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新方向：用群的表示论来征服数论。
新生代的“问题解决”导向：更多来自各国年轻数学家的报告，则体现出更务实的气息。他们带来了在模形式、二次型的类数、迪利克雷L函数的零点分布等领域的具体进展。这些工作或许没有开创全新的范式，但它们像工兵一样，在艾莎学派开辟的广阔疆域上，进行着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战术攻坚”。他们证明了，即使在大环境的严冬里，数学生命的根须仍在向下深扎。
跨越战壕的握手
会议中最动人的时刻，并非发生在讲台上，而是在茶歇、餐厅和走廊的私下交流中。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鼓起勇气，走向一位年长的德国教授——后者曾是他博士论文中频繁引用的学者。起初的交谈是尴尬的，带着明显的隔阂与伤痛。但当他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一个关于模形式函数方程的技术细节时，僵局被打破了。铅笔和草稿纸被拿出来，不同的符号体系、不同的术语习惯在共同的数学语言下迅速融合。那一刻，国籍、仇恨、政治都被抛在脑后，只剩下两个心灵在真理面前的平等探索。这种“跨越战壕的握手”，在会场各处悄然发生。数学，成为了修复破碎信任的第一座桥梁。
尾声：微光不息
第二届黎曼讨论会，在莱顿深秋的细雨中闭幕了。它没有诞生像希尔伯特证明斐波那契孪生素数猜想那样石破天惊的成果，但其意义远胜于此。它向世界宣告：
理性的火种不灭：即使人类文明陷入最深的疯狂，对数学真理的追求这份最纯粹的精神活动，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艾莎学派的传承有序：从希尔伯特、庞加莱到外尔、哈代，再到更年轻的一代，探索黎曼猜想的队伍没有散，反而在磨难中完成了新老交替，学术血脉得以延续。
道路的拓宽与深化：圆法、表示论、模形式理论……新的工具在不断涌现和成熟，攻打黎曼猜想这座堡垒的武器库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和精良。
当学者们再次踏上归途，他们的行囊中，除了新的数学灵感，更增添了一份沉重的使命感。他们知道，回到的仍是一个充满困境、隔阂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但他们也知道，在莱顿的这几天，他们共同守护了一簇幽灵的微光——那是黎曼父女的智慧之光，是艾莎·黎曼的生命之火，更是人类理性在面对巨大虚无时，所能够燃起的、最顽强、也最珍贵的光芒。这微光或许微弱，却足以刺破时代的黑暗，指引着零点的未尽之路，继续向着那永恒的谜题，蜿蜒前行。第三卷的故事，就在这悲壮而充满希望的坚守中，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