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设府置县的诏书，连同沥港、澎湖等一系列海战大捷的辉煌战果，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大明疆域，更随着往来商船，远播南洋、东瀛。大明帝国的龙旗，在东亚的海疆之上，再次树立起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海关税收上。
月港、广州、泉州、宁波四大市舶司的账册，数字开始以令人欣喜的速度攀升。以往因荷兰人骚扰、海盗横行而时断时续的南洋航线，如今变得空前繁忙和安全。往来于大明与吕宋、暹罗、占城、乃至更远的爪哇之间的商船，络绎不绝。所有船只，无论中外，皆需按照《海事新则》报关纳税，不敢稍有违逆。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如今在这片海域巡逻的，不再是旧日那支孱弱堪忧的水师，而是一支能正面击溃“海上马车夫”的虎狼之师。
“陛下，”户部尚书捧着最新的季度报表，声音中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去岁至今，四大市舶司关税总收入，较开设之初，已翻了三番有余！若加上台湾安平港新开征的关税，岁入已远超永乐年间下西洋鼎盛之时！这还未算‘皇家海运’商号直接经营的利润！”
文华殿内，群臣闻言，皆是面露惊容，随即化为振奋。即便是最保守的官员，面对这实实在在流入国库的真金白银，也不得不承认，开海通商，确是一条富国利民的捷径——前提是，要有强大的水师作为保障。
朱由校（陈远）端坐御座，神色平静，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深知制海权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他更关心的，是这支力量的未来。
“税收增长，乃将士用命、海疆靖平之功。然，水师建设，不可因一时之胜而懈怠。”朱由校目光扫过兵部尚书王在晋和几位都督府将领，“如今水师规模、战力如何？”
王在晋出列，朗声禀报：“托陛下洪福，国库支持，我大明水师如今已拥有大小战船四百余艘。其中，仿西式改造之大型福船、新造之‘镇远’级大战舰共二十艘，各装备新式‘天启型’舰炮二十至三十门不等，可为舰队中坚。其余海沧、艨艟等舰，亦多经过加固、换装火炮。水师官兵历经澎湖、沥港、台湾诸战，经验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依陛下前旨，各舰队已整合完毕，正式冠以‘大明远洋水师’之名！”
“远洋水师……”朱由校轻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眼中闪过一丝锐芒，“既名远洋，岂能只困守于近海？朕欲命尔等，制定一份南下南洋之长期规划。目标，非为征服，而为通商、护侨、播威，确保我大明商路畅通，使我中华声教，远播诸邦。”
他走到殿中悬挂的巨幅南洋海图前——这幅图正是根据从热兰遮城缴获的荷兰海图，由格物院重新勘正、翻译、补充而成，精度远超以往。
“吕宋之西班牙人，爪哇之荷兰残部，满剌加（马六甲）之葡萄牙人，乃至暹罗、占城、真腊等土着王国，皆在此片棋局之中。”朱由校的手指划过南海，直至马六甲海峡，“远洋水师下一步，当以台湾、琼州（海南）为基地，稳步向南渗透。或派遣分舰队巡航，宣示存在；或与友好邦国缔结商约；或打击敢于劫掠我商船之海盗。总之，要让南洋诸国、西洋诸夷明白，这片海域的未来秩序，当由我大明主导！”
这番雄心勃勃的规划，让殿内群臣心潮澎湃，但也有人心生忧虑。
首辅韩爌沉吟道：“陛下圣虑深远。然则，南下南洋，势必与西夷各方势力产生摩擦。荷兰人新败，或可无视；然西班牙人在吕宋经营日久，实力不容小觑；葡萄牙人盘踞满剌加，亦非易与之辈。若同时树敌过多，恐非国家之福。”
“首辅所虑，朕知之。”朱由校淡淡道，“故曰长期规划，而非即刻兴兵。远交近攻，分化瓦解，方为上策。葡萄牙人与我朝有密约在先，可暂稳之。西班牙人……其在吕宋虐待华民之事，朕已有耳闻，迟早需与其理论。至于荷兰残部，困守巴达维亚一隅，已难成大器。此事，需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非重拳猛击。”
他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太子朱慈烺：“太子，你监国一段时日，于钱粮调度、人心向背颇有体会，对此南下之策，有何见解？”
朱慈烺没想到父皇会突然点名，略一思索，出列谨慎答道：“回父皇，儿臣以为，首辅之言老成谋国。南下之事，利在长远，然耗资巨大，需循序渐进。当以稳固台湾、充实水师为先。待根基牢固，财政宽裕，再徐图南下，方为万全之策。且……用兵于万里之外，于民生休息，恐有窒碍。”
他的回答，依旧带着明显的“持重”与“仁政”色彩，与朱由校锐意进取的基调形成了微妙对比。
朱由校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只是道：“太子仁厚，心系民生，朕心甚慰。然，有时进取方能更好地保境安民。此事，容后再议。”
朝会散去，朱由校的南下战略，如同在平静的朝堂投下了一颗石子。有人看到了无尽的机遇与荣耀，有人则看到了潜在的风险与负担。但无论如何，大明这艘巨轮，在朱由校的执掌下，已经坚定地调整了航向，驶向那片更深、更广阔的蓝色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