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王卫国逐渐瘦长的身形和日益沉默的性格中悄然滑过。当村里的同龄后生开始有人张罗着说媒提亲时，秀芝那颗被生活磨得近乎麻木的心，再次被一种新的、沉甸甸的焦虑攫住了。
彩礼。这两个字像两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她的脊梁上。
她知道，即便世道变了，一些老规矩依然根深蒂固。娶媳妇要给彩礼，这是天经地义，是男家的脸面，也是女家衡量未来保障的尺子。卫国没有父亲，家徒四壁，若再连一份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哪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难道要让儿子打一辈子光棍，重复她这般孤苦无依的宿命吗？
不。她绝不允许。
于是，一场更加苛刻、近乎自虐的积蓄战，在她沉默的世界里打响了。
她对自己近乎残忍。碗里的粥熬得更稀了，稀得能照见人影，她总是先紧着儿子吃，自己则用锅底那点更稀的糊糊对付。野菜成了主食，偶尔有一点油腥，也全部分给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她身上那件补丁叠补丁的夹袄，穿了又一个冬天，棉花早已板结发硬，根本不御寒，她也舍不得拿出一点积蓄去添置新的。每一个铜板，每一张毛票，都被她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
她开拓了一切可能增加收入的来源。她接更多、更急的缝补活儿，价格压得比别人低，只求能多接几件。她养的鸡从几只变成了十几只，每天捡蛋的时候，眼神里没有喜悦，只有盘算——这些蛋能换多少钱，距离那笔彩礼的数字是否又近了一点点。她甚至在夜深人静时，重操旧业，拿出那本绣谱，不是绣那些寄托情怀的图样，而是绣一些最普通、但也最可能卖出去的鞋垫、枕套，图案是简单的花草或囍字，针脚却依旧带着她残存的、不肯完全妥协的工整。
她有一个小小的、用褪色红布缝成的袋子，藏在枕头芯里最隐秘的地方。那里面，是她多年的心血，是所有从牙缝里、从指缝间、从无尽的黑夜中抠出来的积蓄。她偶尔会在确认儿子熟睡后，偷偷拿出来，在微弱的油灯下，一枚一枚地数，一张一张地抚平。那些硬币冰冷，纸币粗糙，叠在一起，分量依然轻得让她心慌。距离村里通行的彩礼数目，还差得很远，很远。
数完，她会怔怔地坐一会儿，望着跳动的灯花，眼神里是深不见底的忧愁。然后，她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将钱袋收好，塞回原处，仿佛那是她与儿子未来之间，唯一脆弱的连接。
这微薄的、浸透着血汗的彩礼钱，不仅仅是一笔财物，它是一个沉默母亲能为儿子未来的幸福，所做的全部、也是最悲壮的努力。她用自己的干瘪的胃囊、磨损的指尖、早衰的身体，一点一点，为儿子积攒着那看似微茫、却承载着她全部希望的可能。
此时的秀芝日夜操劳，省吃俭用，每一分积蓄都浸透汗水，她用压弯的脊梁，为儿子垫起新家的基石，这沉甸甸的彩礼，是她无言而深厚的爱，托起下一程幸福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