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匡合(huán gong kuāng hé)， 济弱扶倾 (ji ruo fu qing)。是对春秋首霸齐桓公功业的高度概括。“桓公” 即齐桓公小白（？- 前 643 年），春秋时期齐国第十六任君主；“匡合” 意为 “匡正天下、合诸侯以安秩序”，核心是通过会盟形式规范诸侯行为、重建中原政治秩序；“济弱扶倾” 指 “救助弱小诸侯、扶持危亡之国”，是齐桓公以 “尊王攘夷” 为旗号的核心行动准则。这八字背后，不仅是齐桓公个人的霸业征程，更是周王室衰微后，中原诸侯应对 “礼崩乐坏” 与 “夷狄交侵” 的集体选择，其本质是 “霸主政治” 的首次成熟实践，深刻影响了春秋三百年的政治格局与文化走向。
一、时代背景：周室衰微与中原危机 ——“匡合” 与 “扶倾” 的历史必然性
要理解齐桓公的功业，需先厘清春秋初期（前 770 年 - 前 650 年）的时代困境。平王东迁（前 770 年）后，周王室权威断崖式衰落，直接控制的土地从 “千里王畿” 缩减至洛邑周边百里，财政枯竭、军力孱弱，既无力制衡诸侯，更无法抵御外族入侵。此时的中原世界，正面临三重危机，为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提供了历史契机。
1.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无序开端
西周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的政治体系，以 “周礼” 为纽带维系君臣、诸侯关系。但平王东迁后，“礼” 的约束失效：郑庄公率先挑战王权，“周郑交质”（前 720 年）让周王与诸侯的君臣名分沦为形式，次年 “繻葛之战” 中郑军 “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更是彻底击碎了周王室的权威神话。此后，诸侯不再遵循 “春秋聘问” 之礼，大国兼并小国成为常态 ——《左传》记载，春秋初期有诸侯国 140 余，至齐桓公称霸时已缩减至不足 80，弱小诸侯如邾、莒、滕等，随时面临被大国吞噬的风险，亟需外部力量维系生存空间。
2. 夷狄交侵：中原文化的生存危机
春秋初期的 “夷狄”，主要指北方的戎狄、南方的楚国与东方的淮夷。其中，戎狄（如犬戎、山戎、赤狄）最为凶悍，频繁南下掠夺：前 714 年戎人伐郑，前 706 年北戎侵齐，前 661 年赤狄灭邢，前 660 年狄人灭卫，“邢迁如归，卫迁帝丘”（《左传?闵公二年》），中原北部边境几乎崩溃。南方楚国则以 “蛮夷” 自居，拒绝向周王纳贡，从楚武王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的宣言，到楚文王灭邓、伐蔡，不断北上蚕食中原诸侯国，形成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危急局面。
3. 齐国优势：霸业崛起的先天条件
在中原诸侯普遍孱弱时，齐国具备承担 “匡合” 与 “扶倾” 责任的独特优势：其一，地理优势，齐国地处山东半岛，“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却拥有渔盐之利与铁矿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其二，历史积淀，作为姜太公封地，齐国素有 “因其俗，简其礼” 的治国传统，政治弹性强，且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太公为周文、武王师），便于打出 “尊王” 旗号；其三，君明臣贤，齐桓公虽早年经历 “小白争位” 之乱，但即位后能弃私怨（管仲曾射其衣带钩），任用管仲为相，开启全面改革，为霸业奠定国力基础。
二、国力奠基：管仲改革 ——“匡合” 与 “扶倾” 的物质支撑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并非空谈，而是建立在齐国国力暴涨的基础上。管仲（前 725 年 - 前 645 年）任相后，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推行改革，将齐国从一个中等诸侯国打造成 “兵甲十万，粟如丘山”（《管子?轻重甲》）的强国，为后续霸业提供了坚实支撑。
1. 经济改革：从 “富国” 到 “强兵”
管仲的经济改革核心是 “重利”，打破西周 “重义轻利” 的治国传统，通过国家调控实现 “民富而国强”。其关键举措有三：
“相地而衰征”：农业税改革
废除西周 “井田制” 下的 “什一税”（不分土地好坏均收 10% 赋税），改为 “按土地质量分等征税”（《国语?齐语》）：“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以此为差”，土地肥沃者多收，贫瘠者少收甚至免收。这一改革激发了农民积极性，齐国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史载 “粟行于五百里”（《管子?轻重乙》），为后续救援诸侯提供了粮食储备。
“官山海”：盐铁国家垄断
齐国 “负海”，盐业资源丰富；同时拥有铁矿（如临淄附近的铁山），管仲主张 “盐铁官营”：盐业由民户煮盐，国家统一收购、运输、销售，垄断利润（“得成金万一千余斤”，《管子?轻重甲》）；铁器由国家直接控制开采、冶炼，制造农具（如耒、耜）与武器（如剑、戟），既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又强化军事装备。据估算，“官山海” 使齐国财政收入增长 3 倍，成为支撑霸业的 “钱袋子”。
“轻重之术”：市场调控与诸侯经济制衡
管仲首创 “轻重理论”，通过国家干预物价、调控物资，稳定国内市场，同时削弱诸侯经济。例如，通过大量收购诸侯粮食，迫使缺粮国家依附齐国；利用 “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管子?轻重甲》）的资源差异，以盐换楚金，削弱楚国经济实力。这种 “经济战” 思维，让齐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初步实现对诸侯的经济控制。
2. 军事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 兵民合一的军事体系
西周军事制度以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为基础，兵力有限且战斗力弱。管仲改革军事，核心是 “兵民合一”，将居民组织与军事编制绑定：
基层编制：从 “家” 到 “军” 的垂直管理
推行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国语?齐语》）的行政编制，同时对应军事编制：“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全国共设三军（中军、左军、右军），由齐桓公、国子、高子分别统领，总兵力达 3 万人，远超其他诸侯（如鲁国常备军仅万人）。
军事训练：日常化与专业化
规定 “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齐语》），即春季狩猎时训练军队集结，秋季狩猎时演练战术，将军事训练融入日常生产。同时，对士兵进行专业化分工，“择其贤者而用之”，选拔勇力之士为 “士”，配备精良武器（如铁剑、强弓），组建精锐部队。改革后，齐军 “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管子?七法》），战斗力大幅提升。
3. 政治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 中央集权的初步尝试
为强化君主集权，管仲将齐国分为 “国”（都城及周边）与 “鄙”（乡村地区），推行不同治理模式：
“叁其国”：都城的专业化管理
将都城分为 21 乡，其中 6 乡为工乡（手工业者）、6 乡为商乡（商人）、9 乡为士乡（士人，即士兵来源），分别由专人管理，实现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避免职业混乱。同时，设立 “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分管民政、军事、工程，强化中央对都城的控制。
“伍其鄙”：乡村的层级治理
将乡村分为 5 属，每属设大夫，属下设县、乡、卒、邑，形成 “属 - 县 - 乡 - 卒 - 邑” 的五级管理体系，由国君直接任命官吏，打破贵族对乡村的世袭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管仲改革的本质，是将齐国从 “贵族政治” 转向 “君主集权下的务实治国”，通过经济、军事、政治的系统性变革，使齐国成为春秋初期的 “超级大国”，为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国力支撑。
三、“桓公匡合”：诸侯会盟与中原秩序重建 —— 霸主政治的实践形态
“匡合” 的核心是 “合诸侯以匡天下”，即齐桓公以 “尊王攘夷” 为旗号，通过会盟形式，联合中原诸侯制定共同规则、解决争端，重建周王室衰落后的中原政治秩序。从公元前 681 年 “北杏会盟” 到公元前 651 年 “葵丘会盟”，齐桓公共主持或参与会盟 15 次，其中四次关键会盟，标志着 “匡合” 实践的逐步成熟。
1. 北杏会盟（前 681 年）：“匡合” 的首次尝试
北杏会盟是齐桓公称霸的起点，起因是宋国发生内乱（宋闵公被杀，公子御说即位为宋桓公），齐桓公以 “平定宋乱” 为由，邀请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在齐国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此次会盟规模虽小（遂国拒绝参会，后被齐国灭亡），但具有里程碑意义：
首次以 “诸侯之长” 而非 “周王代表” 的身份召集会盟，确立了 “霸主召集会盟” 的新模式；
提出 “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初步规则，旨在规范诸侯行为，避免内乱与冲突；
以武力威慑（灭遂国）强化会盟权威，证明 “匡合” 并非单纯的外交协商，而是以国力为后盾的秩序构建。
2. 鄄地会盟（前 680 年、前 679 年）：霸业的正式确立
北杏会盟后，宋国反悔退出，齐桓公联合陈、蔡两国伐宋，迫使宋国求和。公元前 680 年，齐桓公在鄄地（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蔡、卫四国会盟，宋国正式归附；公元前 679 年，齐桓公再次在鄄地会盟诸侯，此次会盟有鲁、宋、卫、陈、郑等国参与，周王室派大夫单伯出席，标志着周王室正式承认齐桓公的 “霸主” 地位，“齐桓公始霸”（《史记?齐太公世家》）。
鄄地会盟的核心成果，是确立了 “霸主 - 诸侯” 的从属关系：诸侯需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服从会盟决议；齐桓公则承诺 “保护诸侯安全，调解诸侯争端”，形成 “诸侯事霸主，霸主尊天子” 的双层政治结构，“匡合” 的秩序框架初步成型。
3. 召陵之盟（前 656 年）：“攘夷” 的关键实践
召陵之盟是齐桓公 “匡合诸侯” 对抗外敌的巅峰，目标是遏制楚国北上。此时楚国已灭邓、蔡，势力逼近中原，齐桓公以 “楚国不向周王纳贡”（“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由，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伐楚，进至召陵（今河南郾城）。
面对齐国联军，楚成王派屈完赴联军大营谈判，齐桓公展示联军实力（“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则以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回应，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签订《召陵之盟》：楚国承诺恢复向周王纳贡，停止北上；齐桓公则撤军，避免大规模战争。
召陵之盟的意义远超 “逼楚纳贡”：其一，首次联合中原诸侯对抗南方 “蛮夷”，实践了 “攘夷” 口号，巩固了中原诸侯的认同感；其二，以 “非战争手段” 解决大国争端，体现了 “匡合” 的核心 —— 通过联盟威慑而非单纯武力，维护区域和平；其三，进一步强化了齐桓公的霸主权威，此后中原诸侯 “莫敢不朝齐”（《史记?齐太公世家》）。
4. 葵丘会盟（前 651 年）：“匡合” 的顶峰与秩序法典化
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也是 “匡合诸侯” 的最终成熟形态。此次会盟因周襄王即位（前 652 年），齐桓公率诸侯赴葵丘（今河南民权）朝见周王，周襄王派宰孔赐齐桓公 “胙”（祭祀用的肉），并特许其 “无下拜”（“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伯舅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左传?僖公九年》），标志着周王室对其霸主地位的最高认可。
葵丘会盟的核心成果，是制定了 “葵丘盟约”，将 “匡合” 的秩序规则法典化，共五条（《孟子?告子下》引）：
“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禁止诸侯废嫡立庶、以妾为妻，维护宗法制度，避免内乱；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要求诸侯重视人才，表彰有德之士，提升统治质量；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倡导社会伦理，善待宾客与商旅，促进诸侯间交流；
“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禁止贵族世袭官职、官员兼职，规范取士与杀大夫的权力，限制贵族特权；
“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禁止诸侯截断水源、囤积粮食（遏籴），分封土地需向周王与霸主报告，维护中原共同利益。
葵丘盟约的本质，是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将中原诸侯的共同利益转化为明确规则，形成 “以盟约为核心、以霸主为执行主体、以周王为象征” 的中原新秩序，“桓公匡合” 的实践至此达到顶峰。
四、“济弱扶倾”：救援诸侯与抵御夷狄 —— 霸业的道义支撑
如果说 “匡合” 是齐桓公霸业的 “秩序框架”，那么 “济弱扶倾” 就是其 “道义内核”。齐桓公通过救助弱小诸侯、抵御夷狄入侵，为 “匡合” 赢得了广泛支持，使其霸业从 “武力威慑” 转向 “道义认同”。其中，“救邢存卫” 与 “北伐山戎” 是 “济弱扶倾” 的两大经典案例，深刻体现了这一策略的实践逻辑。
1. 救邢存卫（前 661 年 - 前 659 年）：扶持危亡之国的典范
邢国（今河北邢台）与卫国（今河南淇县）是中原北部的弱小诸侯，紧邻戎狄，首当其冲面临狄人入侵：
救邢：从 “应急救援” 到 “迁都重建”
前 661 年，赤狄大举伐邢，邢国遣使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因 “鲁国内乱”（鲁闵公被杀）暂缓出兵，次年邢国都城被狄人攻破，“邢人溃，出奔师”（《左传?闵公二年》），邢侯率残部逃往齐国。齐桓公此时联合宋、曹两国，率军击退狄人，并决定为邢国重建都城 —— 选择夷仪（今山东聊城）作为新都城，“诸侯城邢，救患也”（《左传?僖公元年》），齐国提供粮食、木材、工匠，宋、曹两国派兵协助，最终邢国在夷仪重建，史载 “邢迁如归”（《左传?闵公二年》），即邢人迁徙如同回到家乡，可见救援之彻底。
存卫：从 “存亡继绝” 到 “复国稳定”
前 660 年，狄人在伐邢的同时，大举伐卫。卫懿公昏庸，因 “好鹤” 而 “鹤有乘轩者”（《左传?闵公二年》），士兵不愿作战，卫军在荧泽大败，卫懿公被杀，狄人攻破卫都，“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左传?闵公二年》），卫国几乎灭亡。
齐桓公得知后，派公子无亏率军救援，先将卫遗民安置在曹邑（今河南滑县），后决定为卫国重建都城 —— 选择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封卫于楚丘”（《史记?卫康叔世家》）。齐国不仅提供土地、粮食，还赠送 “车马、衣服、牛豕、门材”（《左传?僖公元年》），帮助卫国恢复生产与军备。卫文公即位后，在齐国支持下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左传?闵公二年》），卫国逐渐复苏，成为齐国的忠实盟友。
“救邢存卫” 的意义远超 “救助两国”：其一，践行了 “扶倾” 承诺，让中原弱小诸侯看到 “依附霸主可保生存”，纷纷归附齐国；其二，树立了 “道义霸主” 形象，与 “以力服人” 的郑庄公形成鲜明对比，为 “匡合” 赢得道德合法性；其三，遏制了狄人南下，巩固了中原北部防线，为后续 “攘夷” 奠定基础。
2. 北伐山戎（前 664 年）：抵御夷狄的战略行动
山戎是分布在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的游牧民族，前 664 年，山戎大举伐燕（今北京房山），燕庄公不敌，遣使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不顾 “劳师远征” 的风险，亲自率军北伐山戎，此次军事行动历时两年，堪称春秋初期的 “远征奇迹”：
军事行动：深入险地，平定山戎
齐军从临淄出发，北上千里，先击败山戎主力，后追击至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孤竹国采用 “诈降诱敌” 之计，将齐军引入 “迷谷”（今河北唐山附近的沙漠地带），“春往冬返，迷惑失道”（《韩非子?说林上》），管仲建议 “老马之智可用也”，放老马引路，齐军才得以脱险。最终，齐军灭亡孤竹国，彻底平定山戎之乱。
战略善后：“割地赠燕” 与 “教燕述职”
北伐结束后，齐桓公将山戎占领的 “五百里之地”（《史记?齐太公世家》）全部赠予燕国，燕庄公感激涕零，亲自送齐桓公回国，竟 “送入齐境”。齐桓公以 “诸侯相送不出境” 为由，将燕庄公送过的齐国土地也割给燕国，“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史记?齐太公世家》）。
此外，齐桓公还叮嘱燕庄公 “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史记?齐太公世家》），即恢复燕国对周王室的纳贡义务，强化 “尊王” 理念。燕国在齐国的支持下，不仅摆脱了山戎威胁，还扩大了疆域，此后 “燕人送至齐境，桓公因割燕所至之地予燕”（《国语?齐语》），成为齐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北伐山戎” 的战略价值显着：其一，彻底消除了北方戎狄对中原的威胁，保障了中原北部的安全；其二，“割地赠燕” 的举动，以 “让利” 换取诸侯信任，将 “济弱扶倾” 从 “救助” 升级为 “赋能”，进一步巩固了霸主权威；其三，通过 “教燕述职”，强化了 “尊王” 旗号，使 “攘夷” 与 “尊王” 形成闭环，完善了霸业的道义体系。
五、本质与局限：霸主政治的逻辑困境与历史影响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创新，但其本质是 “周王室衰微后，大国以道义为旗号、以国力为后盾，主导中原秩序” 的霸主政治。这种模式既解决了当时的中原危机，也埋下了后续诸侯争霸的隐患，其历史影响具有双重性。
1. 本质：“尊王” 为表，“称霸” 为里的政治平衡
齐桓公的 “匡合” 与 “扶倾”，始终围绕 “尊王攘夷” 展开，但 “尊王” 只是手段，“称霸” 才是核心目标：
“尊王” 的工具性：齐桓公从未真正恢复周王室权威，而是将周王作为 “象征性权威”—— 葵丘会盟中，周王赐胙、特许 “无下拜”，本质是周王室对霸主地位的妥协；齐桓公要求诸侯 “纳贡于周”，但诸侯的实际贡赋更多流向齐国（如卫国复国后，每年向齐国缴纳 “鱼盐之利”）。“尊王” 的真正作用，是为 “匡合” 与 “扶倾” 提供合法性，避免被诸侯视为 “僭越”。
“称霸” 的实质性：通过 “匡合”，齐桓公获得了 “会盟召集权”“争端裁决权”“军事指挥权”，中原诸侯的内政、外交需服从齐国意志（如禁止诸侯废嫡立庶、限制贵族特权）；通过 “扶倾”，齐国建立了以自身为核心的盟友体系，邢、卫、燕、鲁等国成为齐国的 “卫星国”，形成 “齐国主导、诸侯依附” 的政治格局。
这种 “以表掩里” 的平衡，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关键 —— 既避免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负面评价，又实现了 “主导中原秩序” 的称霸目标，成为后世霸主（如晋文公、楚庄王）效仿的模板。
2. 积极影响：稳定中原秩序，守护华夏文化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的积极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
政治层面：遏制无序争霸，维护区域和平
在齐桓公称霸的 40 余年（前 685 年 - 前 643 年），中原诸侯的兼并战争大幅减少，大国间的争端多通过会盟解决（如召陵之盟解决齐楚冲突），弱小诸侯得以存续（如邢、卫复国），形成了 “相对稳定的中原秩序”。据《左传》统计，齐桓公称霸期间，诸侯间战争仅 23 次，远低于此前（前 770 年 - 前 685 年）的 57 次，“匡合” 的秩序构建作用显着。
文化层面：抵御夷狄入侵，守护华夏文明
戎狄、楚国的入侵，不仅是军事威胁，更是文化冲击 —— 戎狄 “被发左衽”，与中原 “束发右衽” 的礼仪文化截然不同；楚国 “信巫鬼，重淫祀”，与中原 “敬天保民” 的文化理念差异巨大。齐桓公的 “攘夷”（北伐山戎、逼楚纳贡），本质是 “华夏文化保卫战”，避免了中原文化被夷狄文化同化。孔子对此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即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中原人可能已沦为 “被发左衽” 的夷狄，可见其文化守护价值。
3. 历史局限：霸业依赖个人，秩序缺乏可持续性
齐桓公的霸业虽盛，但存在致命局限，使其在齐桓公死后迅速衰落：
个人依赖症：霸业系于桓公与管仲
齐国的改革、会盟、扶倾行动，均高度依赖齐桓公的识人与管仲的能力。管仲死后（前 645 年），齐桓公昏庸暴露，任用易牙（杀子献食）、竖刁（自宫事君）、开方（背亲事齐）等奸佞，朝政混乱；齐桓公晚年，五子争位（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齐国陷入内战，“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史记?齐太公世家》），霸业瞬间崩塌。这说明 “桓公匡合” 的秩序，缺乏制度支撑，仅靠君主与贤臣的个人能力，难以长期维持。
霸主政治的内在矛盾：“扶倾” 与 “称霸” 的冲突
“济弱扶倾” 要求齐国扶持弱小，而 “称霸” 要求齐国压制大国，两者存在内在冲突。例如，齐桓公虽扶持邢、卫，但对同为大国的鲁国（“长勺之战” 后）、郑国（“郑厉公复位” 后）始终保持压制，甚至多次伐鲁（如前 684 年长勺之战、前 681 年柯之盟），导致大国间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齐桓公死后，晋、楚两国迅速崛起，开启 “晋楚争霸” 的百年战乱，证明 “桓公匡合” 的秩序，只是暂时压制了矛盾，并未构建可持续的中原治理体系。
六、文化回响：从先秦诸子到后世评价 ——“桓公匡合” 的历史记忆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先秦诸子与后世史家对其评价各异，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
1. 先秦诸子：从肯定到批判的分化
儒家：肯定其 “攘夷” 之功，批判其 “霸道” 本质
孔子高度肯定管仲与齐桓公的 “攘夷” 贡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反对 “霸道”—— 孟子明确提出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认为齐桓公的 “匡合” 是 “以力服人” 的霸道，而非 “以德服人” 的王道，主张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将 “桓公匡合” 视为 “王道” 的反面教材。
法家：肯定其 “务实治国”，忽视其 “道义” 包装
韩非子、商鞅等法家人物，高度认可管仲的改革（“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韩非子?难二》），认为齐桓公的 “匡合” 是 “以术驭势” 的成功案例，即通过改革增强国力（势），通过 “尊王攘夷” 的策略（术）实现称霸目标，忽视其 “道义” 包装，更关注其 “务实” 本质。
道家：否定其 “争霸” 行为，主张 “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庄子则批判齐桓公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庄子?人间世》）是 “窃国者为诸侯”，认为 “匡合” 与 “扶倾” 本质是 “争权夺利”，违背 “无为而治” 的道家理念。
2. 后世评价：从 “春秋首霸” 到 “秩序构建者”
史家评价：肯定其历史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齐桓公列为 “春秋五霸” 之首，称其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史记?管晏列传》），肯定其 “匡合” 与 “扶倾” 对稳定春秋初期秩序的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批判齐桓公晚年昏庸，但承认 “齐桓公援立太子郑，诛乱臣，葵丘之会，天子致胙，命无下拜，可谓盛矣”，认可其 “尊王攘夷” 的历史贡献。
现代视角：视为 “区域秩序构建” 的早期案例
现代史学界多将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视为 “古代区域国际秩序” 的首次成熟实践 —— 齐桓公通过 “联盟（会盟）、道义（扶倾）、威慑（武力）” 构建的中原秩序，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 “霸权稳定论” 有相似之处，即 “霸权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安全、秩序），换取其他国家的依附，实现区域稳定”。这种视角，为理解春秋政治提供了新的维度。
结语：“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的历史启示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奇迹 —— 在周王室衰微、夷狄交侵的危机中，齐桓公以管仲改革为基础，以 “尊王攘夷” 为旗号，通过 “匡合诸侯” 重建秩序，通过 “济弱扶倾” 赢得认同，开创了 “霸主政治” 的新模式，为中原文化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这一霸业也揭示了古代政治的固有局限：依赖个人能力的秩序难以持久，以 “称霸” 为核心的平衡难以稳定。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衰落，中原陷入 “晋楚争霸” 的战乱，证明 “匡合” 与 “扶倾” 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暂时解决方案，而非长治久安之道。
即便如此，“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所蕴含的 “秩序意识” 与 “道义担当”，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 从孔子的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后世王朝的 “华夷之辨”，再到现代国际社会的 “大国责任” 理念，都能看到这一春秋命题的历史回响。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秩序，不仅需要实力支撑，更需要道义内核；真正的领导力，不仅在于主导格局，更在于守护共同利益。这，正是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