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年的好友、御史曹颍生的继母李太恭人，未满十五岁就嫁给了赠公禹川先生。婚后五年便守寡独居。赠公在江西任职时，行囊空空如也。去世时，欠下的债务堆积如山。太恭人变卖所有衣物首饰，全部用来偿还旧债。将灵柩运回家乡后，堂上还有年近八十的婆婆。她本想向婆婆禀告丈夫去世的消息，又怕伤老人家的心，便谎称丈夫调任远方郡县。对外她细心侍奉婆婆，内心却承受着椎心之痛。对待侍御兄弟，她管教之严格，超过亲生母亲一倍；看到他们有所成就时的欣慰喜悦，又比自己得志还要高兴一倍。
侍御担任翰林时，太恭人每日都用修身立本的学问来勉励他。后来他任职谏院，巡视京城，太恭人又时刻告诫他皇恩浩荡不可辜负，处理公务不可轻率。我曾思考这些事迹，难道这就是所谓“门内庸行无绝特可惊”吗？抑或是身处艰难困厄却能处置得当，连圣贤也难以超越的德行？今年春天正值太恭人六十寿辰。乡里后辈与年家子弟纷纷作祝寿诗表达敬意，并嘱托我为诗集作序。
后世称颂女子事迹时，往往喜欢宣扬那些奇特的事例，比如割臂殉身之类骇人听闻的行为。而那些苦守节操的妇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贞洁，历经种种艰辛，勤勉操持家务，反而得不到像那些激烈行为者那样迅速传扬的名声。将两者对比来看，时间长短与难易程度，差别显而易见。自范晔创立《列女传》以来，晋魏等朝史书都效仿其体例，大多以记载奇特事迹取胜。如果只是为了标新立异，那么女子日常的恭谨节俭、勤苦持家等行为，反而被忽略不提。这导致高尚者因追求义名而行为过激，普通人则因得不到称颂而失去劝勉。由此可知，范晔的见识仍能体现古代圣人端正家道的根本宗旨，不应过分批评。我既受同僚嘱托，简要记述太恭人的事迹，并借此阐明最平凡也最难得的德行，不追求标新立异，以此作为后世修史立传者的借鉴。
杨母张孺人七十寿序
我与湘潭袁漱六编修既是志趣相投的挚友，又结为姻亲，因此了解他家族内外亲友中那些贤良长者的品行。戊申年某月，正值编修妻子的母亲张孺人七十大寿。编修前来告诉我说：“从前我居家时，每逢节庆宴会，都会恭敬地捧杯为长辈祝寿。如今虽在朝为官，但岳母年事已高，不能亲自上前敬酒，心中深感遗憾。打算作诗一首，遥寄心意，祝愿她饮食康健，福寿绵长。让妻子的兄弟们吟诵，以助长辈欢欣。若您赞同，恳请为诗作序并转达。”我回答说：“谨遵所托。”
编修接着说道：我的岳母是本县张顾堂先生的孙女，幼年随任汾州同知的祖父生活。张家本是望族。二十岁时嫁给我的岳父武陵杨介亭先生。当时介亭先生的父亲云斋公任邳州知州，岳父母都在任所侍奉。云斋公处理政务时，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尽心公务。家中事务，对外交由介亭先生打理，对内托付给贤内助刘太宜人，而我的岳母实际上也协助处理了许多家事。
岳母分担婆婆的辛劳，代丈夫操持家务，总是比众人早起劳作，比全家晚歇息。美味饮食，不经她亲手调制就不端上桌；箱笼杂物，不经她亲自整理就不算妥当。因此官署内外亲眷都倚重她，仆役婢女都信服她。后来云斋公卸任官职，回到湘潭居住，不久便去世。介亭先生因过度哀伤患上心疾，有时整年神志不清。
而刘太宜人也因年迈体弱，时常疾病发作。岳母同时侍奉两位病人，日夜操劳不敢懈怠，既忧心又疲惫。不久后太宜人去世，介亭先生的痼疾也始终未愈，卧病二十余年。岳母始终恪守妇道，尽心竭力支撑家业。从日常药物到各种珍稀补品，凡是有助于丈夫病情的，无不设法求取；从自身用度到子女婚嫁所需，凡是可能损耗家财的，无不节俭克己。她那些被人称道的品行，大抵如此。
我私下观察那些世代为官的人家，往往习惯安逸崇尚奢侈，终日闲坐无所事事，这种风气多由家中妇人引起。张孺人作为张家的女儿，嫁入杨家为妇。张家世代为官，佩戴青赤绶带的官员多达数十人。孺人的祖父、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叔父经田曾任贵州巡抚，悫田任衢州知府，慧田任教谕。而杨家更是宰相尚书的门第，世代高官显贵不绝。孺人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内外亲族皆显赫，按理说很容易日渐骄奢。
然而张孺人却始终秉持恭谨朴实的品德，完全效法那些贫寒而有远见之人的行事作风，可谓心地纯厚、见识深远，超然脱俗于尘世浮华之上。她能够享有诸多福分，不正是理所当然的吗！袁编修作这首诗，正是为了彰显她身处富贵仍能保持节俭的美德，并推究她长寿安康的缘由。因此我在此略述其生平大要，既因有幸结为姻亲，也为了让家中女眷听闻这样的风范，知道应当效仿的榜样。
荆门州学正郭君墓铭
物有初阜，或啬其终。
（万物生长之初或许繁盛，却未必能善终；）
有馝于后，而窒其躬。
（有人后世显达，自身却困顿不得志。）
陶公之山，潜蟠册载。
（陶公如潜龙般隐居山林数十年，）
双雏云兴，咳腾沧海。
（培育的两个儿子如云龙腾跃，终成栋梁之才。）
持铎再徇，当阳荆门。
（他出任荆门学官时，手持木铎巡行讲学，）
祁祁学子，如饥授飧。
（为众多学子传道授业，如同为饥者送食。）
刑狱有箴，扇仁孔永。
（他审理案件时秉持仁厚之心，留下永世箴言。）
胡德之遐，光不长炳。
（为何如此美德未能长久彰显？）
八龙冈下，斑竹原中。
（如今在八龙冈下、斑竹原中，）
埋我铭语，载奠幽宫。
（将我的铭文深埋于此，以祭奠长眠地下的贤者。）
钱港肽先生制艺序
从我懂事以来，看到乡里那些学问深厚、精通文章法度的前辈，常常困顿潦倒无法自拔，有的甚至终生未能通过地方科举考试。而他们教导的子弟，往往能继承些许学问，很快飞黄腾达离开乡里。等我来到京城，遍访各地杰出卓越的人才，发现他们的父辈大多也怀才不遇。这才明白不经历困顿就不能显达，不遭受屈辱就不能奋起，道理本就是如此。
经过深入探究其中缘故，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科举考试沿用八股文取士已久，考生们陈陈相因，剽窃旧文。考官们无法辨别真才实学，便刻意出偏题怪题来刁难考生。他们割裂经典文句，断章取义地摘取只言片语。于是考生作文时，不得不钻研各种钩联技巧、补救方法，还要提防上下文的矛盾冲突。这些名目日益繁杂，规则越来越细密。即使集合百人之智，耗费十年之功，仍难以完全掌握其中诀窍。等到真正融会贯通、运用自如时，年岁已长，少年时的英气锐志早已消磨殆尽。而那些受父兄熏陶的子弟，尚未成年就已在这艰深曲折的科举之路上另辟蹊径，找到简易法门，使其才华得以施展。所以先行者艰难而后继者容易，这是时势使然。
我与乌程钱仑仙君同科考中进士，又同出江阴季公门下。在翰林院任职时，曾同住僧舍；出使蜀地时，又先后担任学政。他时常拿出其父港肽先生的遗稿给我看，由此得知我们两家的家学渊源，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竟有十之八九相似，不同之处实在很少。我资质愚钝，对家父的学问，继承不足百分之一。即便仑仙的文章名噪一时，但与先生独到的造诣和精深的思想相比，终究还是稍逊一筹。因此我为先生的文集作序时特此说明，希望那些负有评文取士之责的人，能够明白其中深意。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寿序
我自道光乙未年以举人身份应礼部会试时，就与同年好友曹西垣君交好。当时还有郑敦谨、邹振杰、金树荣、王永时、邓庭楠等数人，朝夕相处，畅饮欢聚，意气风发。次年，众人皆落第归乡。又过两年戊戌年，我考中进士，请假回乡一年后才返京任职。西垣也是屡次往返京城，并不常住。然而我与西垣从未有一整年不相见的时候，在京城时没有隔五天不见面的，每次相见必定倾心交谈，从未有过丝毫隔阂。
人之常情往往沉溺于熟悉的事物，而对未曾亲历之事难以理解。对山野之人讲述朝堂官场的显赫，他们只会茫然惊骇；与世代显贵之家的子弟谈论柴米油盐的艰辛，他们便昏昏欲睡。我与西垣都是贫寒之士。两家祖辈都秉持忠厚传家之道，都深知农家耕织的辛劳，都经历过乡里逢年过节互赠礼物的窘迫境况。因此我们常常促膝长谈，越是琐碎的生活细节，越是说得津津有味。
西垣称颂其父霁楼先生时，说他勤劳不息，节俭到不浪费一丝一毫；对兄弟谦让，自己总挑差的而把好的让给别人；教育子孙严格，少有宽纵。说到母亲柳太孺人时，说她侍奉公婆尽心尽力，连一勺汤水都要亲自尝过；养育五个孩子，连一寸布头都要亲手缝制。这些都与我的父母如出一辙。因此西垣在所有同年中与我最为亲近。我常感慨那些追逐名位的人，终日营营碌碌永无止境。我实在不明白他们究竟所求为何。人之一口，一日所需有限；七尺之躯，一年耗费无几，根本不必靠追逐名位来满足。
然而人们总说：“这是为了光耀门楣。”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不过是晨昏定省、奉养甘旨，病痛时侍奉汤药，起居时照料冷暖，这些都不需要功名利禄就能做到。若为求取功名而不得，长期漂泊在外，父母年岁渐高。待到他们年老体衰，心中渴望见到子女却又不忍明言，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只是人们未能察觉罢了。我曾国藩贪图俸禄，离家已有十年。西垣滞留京城，至今也已七载。这正是我们二人时常内疚于心，一刻都不敢忘记的事。
戊申年，西垣因教授宗室子弟期满，被朝廷任命为县令，即将回乡探望双亲。正值霁楼先生与柳太孺人六十寿辰，同年郑君、邹君等人都作诗相赠，并嘱托我作序。我于是追忆我们多年的深厚交情，进而论述侍奉父母的道理——孝道重在实际行动而非虚名，以此勉励西垣安心在家侍奉双亲，不必再出仕为官，同时也表达我内心的愧疚。霁楼先生与柳太孺人若听闻此言，想必会欣然举杯，一饮而尽吧！
王静庵同年之母七十寿序
我曾读《孝经》，暗自感叹孔子所提倡的孝道，与当今为人子女者所实践的孝行已大不相同。《孝经》中说从天子到平民，尽孝的方式各有差异。古时候诸侯世代承袭封国，大夫世代继承家业。士人的子孙永远是士人，农夫的子孙永远是农夫。尊贵者有固定的地位，卑贱者有明确的等级。因此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侍奉双亲，不敢有非分之想。后世通过科举授予爵位，常有平民朝夕之间就位至公卿，于是子女们都希望通过做官来光耀门楣，父母也唯恐子女终身沦为平民，急切盼望他们求取功名。那些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之人，都假借“荣耀双亲”之名行事。这是当今孝道与古代孝道的第一点差异。
《孝经》又说：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古代所谓名声，是指具备孝悌的实质德行，传遍乡里，上达朝廷，人们称赞其品行无亏。后世轻视道德修养而推崇文辞技艺，即便有曾参、闵损那样的孝行，也不如擅长八股文章能更快获得声誉。一项技艺的才能，一篇文章的工巧，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世人竞相称赞，父母也为之欣喜。反之若名声不显，父母就不高兴。这是当今孝道与古代孝道的第二点差异。
在当今之世若要违背世俗而遵循古制，不凭借功名利禄来取悦双亲，即便是贤能之人也难以做到。贤者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能在功名之外，另行践行古人高尚的德行，在家中尽心尽力侍奉父母罢了。
我的同年好友王静庵君，为人质朴而德行美好，自年少时起，其声望就已超越同辈。考中进士后，任职于工部。世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他已然兼得，但他侍奉母亲的孝行却始终诚笃恳切，常怀不足之感。他接母亲杨太宜人至官署奉养，每日晨昏定省，勤谨侍奉，言行恭敬谨慎。每次用膳，母亲总想着儿子，儿子总念着母亲，彼此关怀备至；每晚就寝前，他必定再三查看母亲安顿是否妥当。他常向我称颂太宜人的美德，从相夫教子到对待妯娌、仆婢，乃至洗衣做饭等琐碎家务，无不细致周到地讲述。
每当谈及父亲东堂先生的往事，他总忍不住哽咽。说起太宜人年轻时在饥寒中勉力持家的情形，更是叹息不已！我因此对他格外敬重。身处当今之世，世人皆追逐名利，而他的孝行却完全符合《孝经》之道，这固然是静庵自我砥砺的结果？还是太宜人教子有方、治家严谨，远超寻常人家万倍所致？今年十一月，正值太宜人七十寿辰。友人们纷纷作诗祝寿，嘱托我作序。我素来钦佩静庵的至孝品行，不敢以浅薄之辞呈于长者面前。于是总论古今孝道变迁之理，既为勉励静庵，亦为警醒自身。
孙鼎庵先生六十寿序
程子曾说：“科举之学，不怕耽误功夫，只怕丧失志向。”读书人初学八股文章时，无不考究经典、辨析义理，力求符合圣人之言，以求考官的认可。这时的志向如同射箭瞄准靶心，本无可厚非。但后来醉心仕途，对外用官印绶带满足虚荣，对内研习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就像拿着小饵料去钓大鱼，得手后连钓竿都一并丢弃。当初钻研经典的志向，完全被功名利禄所取代。这正是先儒为之叹息的原因。
通州孙鼎庵先生学识渊博，文章出众。他对《六经》的精髓、诸子百家的精妙义理，都已深入堂奥、融会贯通。然而他多次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十次参加乡试，五次赴京会考，最终才得偿所愿，看似是个汲汲于功名之人。但考中之后，他却毅然放弃仕途，唯恐沾染官场习气。他所追求的，是端正身心之道；所摒弃的，是令人迷失本心的浮华名利场。这难道不是志向坚定、不为外物所夺的君子吗？其境界远超世俗之辈何止千万倍。人的志向气度相差之大，往往十倍百倍千万倍，实在难以相提并论。
同样参加科举考试，有人只为争一时荣耀，暗中谋取富贵；有人则深谋远虑，为家族积累长远基业。各自怀抱不同志向，犹如背道而驰。先生的先祖自高祖以下，连续两代考中进士，在朝野都颇有声望。先生深知若不发愤图强，就难以继承先人美誉、光耀门楣。因此他既严于律己勤学不辍，又严格教导儿子。每日早于日出起身，晚于鸡鸣就寝。就寝前必自省，用餐时亦存警醒。直到甲午年与儿子兰检学士同科举人，仍保持这般刻苦自励的作风。
后来兰检学士任职翰林院，多次担任考官，门下弟子数以百计，而先生依然保持勤学不辍的习惯。又过了几年，先生在甲辰年考中礼部试，却毅然辞官归乡，隐居山林，按理说可以稍作放松了。但他仍以同样的标准督促孙辈学习，始终不改初衷。细究其心意，他认为若不经考官选拔，终究无法验证自己学问是否真正有成。而年轻子弟若不受科举繁重课业的约束，桀骜不驯的性情终难符合规范，更无法继承世代诗书传家的门风。由此可知先生的胸襟气度何等不凡？岂是那些寻常参加科举之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今年十月，正值先生六十寿辰。诸位友人各自撰写祝寿诗作，汇编成册，嘱托我为诗集作序。我与兰检学士同科中举，又忝列翰林后学，自幼聆听家父教诲，深知家父重视科举功名却淡泊仕途的为人，这与先生的志趣颇为相似。因此特将先生最值得称道的事迹写入序文，希望能博得长者欢心。至于先生治家有方、德化乡里，以及那些彰显美誉、招致福泽的种种懿行美德，都已散见于诸友诗作之中，并非序文重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善化夏母杨宜人墓志铭
宜人是宁乡县学士杨开梅的孙女，处士杨应灼的女儿，善化县貤赠奉直大夫夏某的儿媳，赠奉直大夫夏某的妻子。宜人在娘家时，就以温婉恭顺、孝顺父母着称，父母为她择婿时，认为没有比夏家更合适的归宿。出嫁后，她侍奉公公（即赠君）和婆婆刘太宜人，总能预先揣摩他们的心意，不等吩咐就主动操持。准备饮食时，若非亲手烹制绝不呈上。赠君的原配黄宜人早逝，只留下一个女儿。赠君的兄嫂也相继去世，留下三个儿子。加之赠君连年多病，家中无论大小事务，全都托付给宜人打理。
宜人操持祭祀时恭敬整洁，煎药延医时恪守礼节，管理家用时量入为出，无论公私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对待前妻所生的女儿视如己出，不敢有丝毫怠慢；对待自己的儿子与侄子一视同仁，不敢有半点偏私。督促孩子们读书时，每日检查功课，每月考核进度。给私塾先生的膳食，比自家饭菜还要丰盛。每逢孩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出门必再三叮嘱，归来必详细询问。考中时，她欣慰却不喜形于色；落第时，她勉励而不露愠色。因此几个孩子都学有所成。道光十七年，次子家泰考中举人。三年后的庚子年，长子家鼎也中举。又过三年到癸卯年，幼子家升同样考中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