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上
史记
《今上本纪》。
《孝武本纪》自“初即位尤敬事鬼神”以下至末尾的文字，都是《封禅书》里的内容，绝非褚少孙所增补。这篇《孝武本纪》中，“于是”一词共出现二十二处，又有用“而”字的地方，还有用“其后”的地方，文气也与“于是”相承接。太史公的文章偶尔有气力不能挺拔振作之处，韩愈的文章在这方面自然胜过他。
《三代世表》：“岂不伟哉。”
“伟”字与“诡”字相同，“佹”字也相同，意思是奇异。
《律书》：“西至于注。”
“注”就是柳宿。下文“西至于弧”的“弧狼”就是井宿和鬼宿；“西至于浊”的“浊”就是毕宿；“北至于留”的“留”就是昴宿。
《历书》：“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如淳说：“家业世世代代相传称为畴，根据律令，年满二十三岁可继承畴官的职位，各自跟随父亲学习。”韦昭说：“畴，就是类别的意思。”孟康说：“指同类的人，即通晓历法的人。”乐彦说：“畴，是指过去知晓天文星象的人。”
查考按语：韦昭和孟康的说法是正确的。《说文解字》说：“畴，是耕种治理的田地。”本以“田畴”作为其本义，但各类典籍中使用“畴”字大多与“俦”字相通。《北海相景君碑》中的“英彦失畴”，《议郎元宾碑》中的“朋畴宗亲”，这些都是“畴”与“俦”相通的证据。“俦”，就是类别的意思。《尚书·洪范》中的“不畀洪范九畴”、《战国策》中的“夫物各有畴”，这些地方“畴”都解释为类别。由此可知，“畴人”是指同类相聚、共同研习历法算术的人。《文选》中束皙《补亡诗》的注释说：“皙与同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那么凡是相同学术技艺的人相聚，都可以称为“畴人”，又不单单是指推求阐明历法算术的人了。
《平准书》。
平准，就是管仲轻重权衡的方法，唐代的刘晏也使用过。
“烹弘羊天乃雨”。
这时弘羊本来并没有死，此处是借卜式激烈咒骂的话来收尾，写得好像弘羊已经被烹杀了一样。这是太史公带着偏激之心的笔法。
《齐世家》：“杀之郭关。”
田氏杀害子我这件事，和孙琳杀害诸葛恪的情形大致相似。
《陈涉世家》。
楚怀王进入秦国而没能返回，这既是天下人的共同愤慨，也是屈原的个人悲愤，而太史公自己也把这份愤慨当作自己的愤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时时不忘这两句话，所以他对于陈涉建立的张楚、项羽统领的西楚，都心怀向往和仰慕。即便是对于襄疆的楚、吕臣的楚、景驹的楚、黥布的楚、怀王之孙心的楚，他也都详尽叙述而不敢疏忽。
《外戚世家》。
全篇着重于“命”这个字。第一段写吕后，末尾点明天命，后面写薄太后、窦太后、王太后、卫皇后，也都在言外包含了命运的意思。
《楚元王世家》。
前面同时叙述了羹颉侯和代王，后面又兼带叙述了赵王、河间王，并不只写楚元王一人。
《荆燕世家》赞：“岂不为伟乎？”
王念孙说，伟是奇异的意思。《栾布传》和《西京赋》中“岂不诡哉”的诡字也是奇异的意思。刘泽凭借疏远的亲属身份得以封王，所以司马迁感叹此事不同寻常。
《萧相国世家》。
萧何的功绩，只通过猎狗和鄂君两段对话来点明，其余部分都从看似不紧要的地方下笔。实际的功绩本应有成百上千桩，却一概不铺陈叙述，这正是文章显得高超简洁的原因。如果让后来的人来写，恐怕写上几万字也收不住笔了。
《曹参世家》。
记载战功非常多，却不显得繁琐冗长。因为文中有一种豪迈往前的雄健气势，足以带动起全部的叙述。
《留侯世家》。
看到文中“从容言天下事甚众”这几句话，就知道司马迁对于张良的事迹没有写出来的还有很多。记叙留侯的计谋策划，也透露出战国时期策士的作风气象，不知道子房的境界是否还有比这更高深的地方呢？
《陈丞相世家》。
阴谋奇计，是《陈平世家》着重描摹之处。在文章末尾以及赞语中都特意点明。
《绛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对待不平之事，往往借题发挥，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但在此篇中，写到绛侯周勃及其子周亚夫下狱一事，却并未替他们申诉冤屈苦楚，反而用“足已不学，守节不逊”两句话来责备条侯周亚夫。由此可知司马迁自有其深刻的认识和准则。有人用“谤书”来讥讽他，这是不对的。
《梁孝王世家》。
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一句以下，文气贯通，喷薄而出，可见梁王之所以心生怨恨、图谋不轨，全是由于窦太后和汉景帝平日有所纵容诱导所致。
《五宗世家》。
方望溪评论归有光的文章，说他在写到地位卑微的人物而言辞无所顾忌时，往往多有近于古风的笔调。但我认为司马迁所写的《五宗世家》这类文字，比叙述贤哲功臣的篇章更为高超，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以瓦器为赌注反而比用黄金更专注”的道理吧。
《伯夷传》。
第一段到“文辞不少概见”为止，是说自古以来节操高尚的人只有吴太伯和伯夷的事迹可信；像许由、务光这一类人，因为未经孔子论述确认，所以不可尽信。第二段到“怨邪非邪”为止，是说伯夷、叔齐的实际事迹，只有孔子的言论是可信的，传记以及流传下来的逸诗是可信的。第三段到“是邪非邪”为止，是说明天道保佑善人的说法并不足以深信。第四段到文章结尾，是说明一个人可贵的是流传于后世的名声，而非当时的荣华富贵。于是感慨自己未能依附孔子的着述而得以传名后世。
《管晏列传》。
司马迁感伤当世没有知己，所以对于鲍叔牙知人荐贤、晏婴解救越石父于缧绁这类事迹，特别心生感触和仰慕。
《老庄韩非列传》。
认为申不害、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其根源实出自老子的道德之意。这样的见识，后世的儒者自然是达不到的。
“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太史公为庄子作传说他大抵都是寓言。我读《史记》也觉得它大抵都是寓言。列传以伯夷居首，一是用以寄寓天道福佑善人之说不足凭信，一是用以寄寓不能依附圣人以为师法的遗憾。若非通过着书立说，就将无所依托而传于不朽。其次管仲晏婴的传记，是感伤自己没有得到像鲍叔牙那样的知己，又未能遇到像晏子那样举荐贤才的人。此外如伍子胥的悲愤、屈原贾谊的冤屈，都是借古人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结。并非真要为古代的伟人记录功劳簿。班固作《古今人表》，是误解了太史公的深意。
《司马穰苴列传》。
篇末叙述高氏国氏的灭亡与田齐的兴起，文气高远雄迈，只有司马迁能有这样的笔力。
《孙子吴起列传》。
本传言及世上流传孙膑的兵法。而赞语中说到世俗所称道的乃是十三篇及吴起兵法，由此可知孙膑的兵法在当时的汉代已经无人称道了。
《伍子胥列传》。
伍子胥因为报仇雪恨而成为刚烈的男子。渔父的仗义、专诸的侠勇、申包胥的乞师救国、白公胜的复仇、石乞的甘愿受烹，这些事迹都围绕着烈字而衬托出光芒。
《仲尼弟子列传》。
太史公秉性好奇，凡是战国时代策士的奇谋雄辩，大多录入篇章。这里记载子贡的事迹特别详细，其风格也接近战国策士的风范。
《商君列传》赞。
这篇赞语最为公允明达而且用意深厚。
《苏秦列传》赞：“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看到“次其时序”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有些并非苏秦的事迹，也附会到了他的名下。班固编排《东方朔传》的用意，也颇与此相似。
《张仪列传》。
司马迁最憎恶暴虐的秦国，所以认为张仪的行事比苏秦更为不堪。实际上两人的阴险程度是相等的，只不过秦国凭借极其强盛的势力，所以张仪尤其能够得逞。
《樗里子甘茂传》赞：“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读到这样的赞语，可知司马迁胸中自有深远的见识。
《穰侯列传》。
开篇论述穰侯、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权势的显赫铺张，结尾叙述范雎剥夺这四位权贵势力的经过，行文都简洁而没有多余的词句。
“少割而有质。”
少割，意思是稍微割取一些梁国的土地。有质，意思是获取秦国抵押的人质。
《白起王翦列传》赞。
这篇赞语不算精炼恰当。其中指摘王翦短处的言辞尤其不符合事实。
《孟子荀卿列传》。
自从秦朝焚书以后，汉代的儒者中只有司马迁与董仲舒能领会儒家学说的要旨。
《魏公子列传》。
“公子”这两个字，总共出现了一百四十五次，因此文笔显得顾盼生姿，起伏转折之间自然流露出作者的得意之情。
《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作为赵国将领时间最久，战功最多，所以本篇以廉颇为主要人物。叙述蔺相如、赵奢父子的事迹时，都以廉颇为线索贯穿其间。即便是叙述李牧，也插入了廉颇已入魏国的句子。这是司马迁编排本篇的根本意图。虽然功绩以廉颇为最大，但司马迁最敬佩仰慕的却是蔺相如，所以赞语中专门赞美蔺相如，并且用“廉颇、蔺相如”来命名本篇。
《田单列传》赞。
魏武帝曹操喜欢把精锐的步兵骑兵留作后备部队，所以他注解《孙子兵法》时，认为后出动的是奇兵。实际上孙子所说的正兵奇兵，并不真的按照出动先后来区分。“处女脱兔”这四句话，司马迁体会得极其深刻。他叙述赵奢、李牧的战功时，也暗含了这四句话的意思在里面，不仅仅是在赞叹田单时才这样。
《鲁仲连邹阳列传》。
鲁仲连的高尚节操，似乎不是邹阳所能比拟的。《上梁王书》 也显得内容拉杂，缺乏精辟的见解。司马迁只是因为书信中所谈论的内容有与自身经历相感触共鸣的地方，于是便抄录保存下来。
《屈原贾生列传》。
我曾说过司马迁将屈原引为知音，所以叙述屈原的事迹分散在各篇之中。楚怀王被诱入秦国而不能返回，本是战国时代天下人共同的愤慨，而司马迁却好像将此当作自己个人的愤恨，已经多次在书中着录渲染。此篇更是大声疾呼，情感低回婉转，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这里“闻之”的“之”，指的是听闻屈原写作《离骚》这件事。
《吕不韦列传》赞。
孔子所说的“闻”这种名声，与吕不韦的实际情况实在不符。司马迁读《论语》，对此自有他独到的见解。
《刺客列传》。
聂政传记后面的几行文字，以及荆轲传记开头和结尾各十几行文字，其中文笔荡漾疏散、吞吐含蓄的妙处，正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李斯列传》。
李斯的功绩，只从他狱中上书的文字里叙述出来，与萧何的功绩从鄂君的话语中叙述出来，是同样的写作手法。李斯的罪过，从他与赵高反复详细谋划拥立胡亥的事情中叙述出来，与伍被游说淮南王、蒯通游说韩信是同样的写作手法。
《蒙恬列传》赞：“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至，固轻百姓力矣。”
《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修筑驰道。《六国年表》记载：三十五年修建直道，从九原直通甘泉。这说明直道与驰道是不同的。蒙恬没有负责修筑驰道，只主持了修建直道和修筑长城这两件事。司马迁批评他不爱惜民力，可以说是确凿的定论。
《张耳陈余列传》。
司马迁崇尚黄老之学，推重游侠，班固对此有所讥评，这大约是符合事实的记录。因为他喜好游侠，所以多次称颂那些坚忍不拔、卓绝不凡的行为。例如叙述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记的贯高事迹，都是如此。因为他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那些能够视富贵如敝屣、超然厌世、摒弃俗念的人物。例如在本纪中将黄帝列为第一，在世家中将吴太伯列为第一，在列传中将伯夷列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赞语中说张耳、陈余与太伯、季札不同，也是说他们不能超脱势利、抛弃天下罢了。
《魏豹彭越列传》赞：“独患无身耳。”
这五个字道出了古来英雄所争求的根本。司马迁是一位崇尚气节的人，所以能说得如此透彻。
《黔布列传》赞。
因为将坑杀降卒作为首要暴行，于是自身也遭致大戮，这也是后世因果报应的说法。像韩信、彭越、英布这样的才智武力，本来就有不能与汉高祖并立天下的道理，即使矛盾的导火索起因于宠姬，也不值得深论。这类赞语，司马迁似乎并不十分着意。
《淮阴侯列传》。
汉军在彭城战败溃散之后，韩信收拢部队到荥阳，在京索一带击败楚军。攻下魏地、击破代地之后，汉王随即调走韩信的精锐部队。荥阳受楚军压迫，成皋被围形势危急，而后汉王赶到赵国，疾驰进入韩信的军营。这三次事件，都是高祖处境危急，依靠韩信才得以保全。司马迁对于这些地方，是颇为用心的。
《韩王信卢绾列传》赞：“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
韩王信、卢绾、陈豨都是因为谋划事情不够成熟，这句话大概是合指他们三人而言的。
《田儋列传》。
田氏称王的有八人，再加上韩信，一共是九人。叙述次序分明，一丝不乱，笔力极为高峻挺拔。
《樊郦滕灌列传》。
樊哙、夏侯婴都是沛县人，灌婴虽然不是沛县人，但雎阳距离沛县不远，并且他终身担任骑将，与夏侯婴终身担任太仆大致类似，将这三人列在同一列传中是合适的。郦商不编入郦食其的列传，又不编入傅宽、靳歙等人的列传，却将他安排在此传中，颇有些难以理解。《夏侯婴传》中“太仆”一词共出现十三次，“奉车”一词共出现五次，“以兵车趣攻战疾”这样的字眼共出现四次。《灌婴传》中“将骑兵”一词共出现九次。
《张丞相列传》。
列传中穿插叙述周昌、赵尧、任敖的事迹，这与《蒙恬列传》中穿插叙述赵高事迹的写作手法，大致相似。
《郦生陆贾列传》。
当初，沛公领兵经过陈留，郦生亲自到军营门前递上名帖求见，这一节应当作为别传另行记载。正传中已经记载了郦生告诫骑士代为通报，沛公却踞坐床边洗着脚接见他；此处又记载郦生按剑呵斥使者，大约是当时传闻不一致，姑且记在传文之后，以增广不同的说法。另有为郦生作传的记载，说汉王平定三秦打到巩县、洛阳时，郦生才来拜见，因而在论赞中辨明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傅靳蒯成列传》。
司马迁对于当时备受称颂的那些凭功封爵的功臣，都不太满意。他常将难以解释的际遇归因于天命。比如对于萧何，就说他“碌碌未有奇节，只是凭借帝王的光辉”；对于曹参，就说他“因为与淮阴侯韩信一同立功”；对于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就说“他们哪里能预知自己是依附在骏马的尾巴上，得以垂名于汉室朝廷”；对于傅宽、靳歙，则说“这也算是上天赐予的”，对于卫青，也说“是上天眷顾”，这都是将成功托付给命运。虽然最终的结论确有道理，但也由于司马迁胸怀有所偏狭，不能对功名之事忘怀，所以时常将“命”字挂在嘴边。像孔子就很少谈论命运，并且不回答南宫适关于羿、奡和禹、稷之间对比的提问，这正是他所以为伟大的地方。
《刘敬叔孙通列传》赞：“智岂可专邪？”
这句话正体现出司马迁见解与才力超越常人之处。
《季布栾布列传》。
描写季布、季心、栾布这些人，都具有奇伟不凡的气概，而在论赞中依然透露出不轻易赴死的意思。司马迁那种以跌宕自负的情态，时时有所表露。
《袁盎晁错列传》：“宦者赵同尝害盎。盎兄子种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
所谓“使其毁不用”，是指在朝廷上当众羞辱他，这样以后赵谈即使再进谗言，文帝也不会听信采用了。
赞。
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深刻，袁盎的天性也与他颇为相近，所以两人互相忌恨特别深。司马迁以“好声矜贤”来批评袁盎，其实也是通过互文的手法，使两人的特点相互映衬而显现真义。
《张释之冯唐列传》赞：“《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
季布、栾布、袁盎、晁错这些人，性情都过于刚烈峻直，不是平和稳重的器度。唯独张释之与冯唐能够持守中正平和的处世之道，所以司马迁引用《尚书·洪范》中的话来赞美他们。
《万石张叔列传》。
司马迁平生的风度旨趣，本来与万石君、建陵侯这类人并不相近。然而此篇传记却能将他们的神情意态曲折详尽地描绘出来，也自然体现出作者宽广的胸襟与气度。后世那些老成持重、醇厚谨慎的卿相，若想借此传达自己的立身处世之义，便会刻意模仿这类人的行事；而作文章的人，也就纯粹是在从事模仿了。
《田叔列传》。
司马迁不另外为贯高单独作传，却特意为田叔立传，是因为他与任安、田仁交好的缘故。
《扁鹊仓公列传》。
太史公秉性好奇，如扁鹊、仓公、占卜者、龟策、货殖这类人物事迹无不记载，本就没有固定的体例。后世有人援引太史公的体例作为准则，又有人反过来引用班固、范晔以后确立的体例来讥讽和拘泥于太史公，这都是不恰当的。
《吴王濞列传》。
先叙述太子争博局、晁错提议削地之事，详述导致反叛的缘由。其次叙述吴王与胶西王，胶西王邀约五国，详述合纵结盟的情状。再叙吴王在国内下令，传书诸侯，详述其声势的浩大。接着叙述晁错被谗言所害遭诛杀，袁盎出使劝说，详述平息兵变的策略。再叙条侯周亚夫出兵，邓都尉献上计谋，详述击破吴国的计划。又叙田禄伯提议奇袭小道，桓将军建议速西进攻占洛阳，详述他们专恃智计而未能被采纳的失策。这六方面都详写之后，唯独对吴军战败的经过不作详细叙述，只在周丘战胜之时点出吴王败走的消息而已。由此也可领悟作文详略安排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