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登基大典的闹剧结束后，紫禁城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但一种无形的、更令人窒息的压力，却沉沉地压在了摄政王载沣的肩头。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哥哥（光绪）和太后（慈禧）阴影后面的年轻王爷了。如今，他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至少在名义上），一个三岁皇帝的代理人和守护者。这份“天降大任”，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兴奋，只有夜不能寐的焦虑和如履薄冰的恐惧。
摆在载沣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1. 一个空荡荡的国库： 《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像一座大山，年年抽血。朝廷寅吃卯粮，地方税收常常收不上来，办什么事都缺钱。
2. 一群虎视眈眈的列强：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像个国中之国，铁路沿线驻着外国兵，动不动就提出各种苛刻要求，动不动就“抗议”。
3. 遍地烽火的“乱党”： 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屡次起事失败，但就像原上草，烧不尽，吹又生。他们的思想在南方新军和留学生中悄悄传播，让载沣一想起来就头皮发麻。
4. 一群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 经过庚子之变和“东南互保”，汉人督抚如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手握重兵和财权，对中央的谕旨常常阳奉阴违，朝廷的权威大打折扣。
载沣深知，要稳住局面，必须抓住最核心的东西——军权。而当时最强大、最现代化的军队，就是北洋新军。这支军队的魂，就是那个被慈禧赶回老家“养病”的袁世凯。
袁世凯人虽在河南彰德洹上村披着蓑衣当“渔翁”，但他的影子却无处不在。北洋六镇的将领，多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只听“袁宫保”的招呼。朝廷的军咨府（总参谋部）和陆军部，根本指挥不动这支虎狼之师。
载沣对袁世凯，有着根深蒂固的猜忌和恐惧。一方面，源于哥哥光绪皇帝的遭遇（普遍认为光绪因袁世凯出卖而被囚），这是家仇；另一方面，袁的权势和野心，让他感到巨大的威胁，这是国患。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袁世凯踢出局，就能把军权收归满族亲贵手中，巩固皇族统治。
于是，在几位年轻的满族少壮派亲贵（如载涛、载洵、良弼等）的支持下，载沣开始了他艰难而幼稚的“集权”行动。
第一步：驱袁。 他以赴日考察军事归来、精通陆军业务的留日士官生良弼等人为骨干，试图渗透和控制北洋军。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载沣以皇帝名义下旨，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这道旨意看似客气，实则是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一脚把他踢回了老家。
旨意发出后，载沣和少壮派亲贵们暗自得意，以为去了心腹大患。载沣甚至松了一口气，觉得为哥哥光绪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他们远远低估了袁世凯的势力根基和政治能量。袁世凯接到旨意，没有任何反抗，非常“恭顺”地交接了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交接的，实权早已不在他明面的职务上），然后就回了彰德。表面上，他寄情山水，钓鱼赋诗，像个闲云野鹤。但实际上，洹上村那座宅邸，电报线直通北京和北洋各镇，他的心腹幕僚（如徐世昌）和北洋旧部（如冯国璋、段祺瑞）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络。他就像一只潜伏的蜘蛛，静静地待在网中央，窥视着紫禁城的一举一动。朝廷的任何动向，都有人飞速报给他。
第二步：抓权。 赶走袁世凯后，载沣迫不及待地安排自己人接管军权。他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涛为军咨府大臣（总参谋长），另一个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毓朗（皇族）为军机大臣管理巡警部，良弼任禁卫军训练大臣。看起来，军事大权似乎都抓在了皇族手里。
但这一切，不过是空中楼阁。北洋军的官兵们，对这群突然空降、趾高气扬的“黄带子”（皇族）老爷们根本不服气，离心力更强了。载沣兄弟缺乏实际带兵经验和威望，根本驾驭不了这支军队。
第三步：揽政。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载沣又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宣布成立“皇族内阁”。在新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汉人官员仅占4席，且都是次要职位。
这道谕旨一出，举国哗然！这彻底暴露了载沣和满族亲贵们“排汉集权”的真实面目，连原本对清廷还抱有幻想的立宪派和汉族官僚们都彻底失望了。这等于公开告诉全天下：所谓的“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全是骗人的把戏！大清江山，还是我们爱新觉罗一家子的私产！
这下，不仅革命党要造反，连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士绅、官僚们都寒了心，开始同情甚至转向革命。清廷彻底失去了它的统治基础，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载沣坐在养心殿里，看着各地报上来的、对皇族内阁一片骂声的奏折，感到无比委屈和困惑。他觉得自己明明是为了保住大清的江山，为了巩固皇室的权力，为什么大家都反对他？他不懂政治需要平衡，不懂需要拉拢大多数，他只知道死死抓住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结果却把所有人都推到了对立面。
就在载沣为皇族内阁的反对声浪焦头烂额之际，军咨府大臣载涛拿着一份紧急密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脸色煞白：“哥……王爷！不好了！刚接到消息，湖北的新军……尤其是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内部极不稳定，革命党渗透严重，恐有巨变！瑞澂（湖广总督）那边……怕是弹压不住啊！” 载沣闻言，心头猛地一紧，手中的朱笔“啪”地掉在奏折上，染红了一大片。湖北？新军？他立刻想起了当年袁世凯练兵的影子，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他猛地站起身，急声问道：“北洋军……北洋第四镇、第六镇现在何处？能否立刻调往湖北弹压？” 载涛面露难色，支吾道：“北洋各镇……调动需经陆军部，但……但下面的将领们……唉，王爷，只怕调遣不易，即便调去，也未必肯真打……” 载沣顿时如坠冰窟，浑身发冷。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罢了袁世凯的官，却根本指挥不动袁世凯留下的军队！他那些皇族亲信掌握的，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头衔和一堆他调不动的兵马！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太监连滚爬爬地冲进来，声音带着哭腔：“王爷！王爷！万岁爷……万岁爷他爬树掏鸟窝，从树上摔下来了！” 载沣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厥过去。内忧外患，国事家事，瞬间搅作一团，将他彻底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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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载沣摄政期间的困境与决策，深刻暴露了满清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无能、短视与顽固，其一系列操作堪称“自杀式集权”，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1. 载沣的个人局限与时代悲剧：
· 资质平庸，缺乏魄力与远见： 载沣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缺乏其父奕譞的谨慎老成，更无慈禧的政治手腕和狠辣。他只是一个被历史意外推上高位的平庸王爷，完全无法应对晚清空前复杂的政治危局。
· 视野狭隘，固守“满汉之防”： 其执政核心思想是排斥汉人（尤其是袁世凯）、集权皇族，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20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要求政治分享的时代，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彻底失去了汉族精英的支持，自断臂膀。
· 政治幼稚，策略失当： 罢黜袁世凯却无力掌控北洋军，成立皇族内阁却自毁统治基础。其政治操作如同儿戏，只有态度（排汉），毫无可行的策略和实力支撑。
2. “驱袁”与“皇族内阁”的致命后果：
· 激化核心矛盾： 这两大举措，将清末最核心的“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推向了顶点，使清廷的统治基础从根子上瓦解。
· 为袁世凯提供了道义和机会： 载沣的排挤，使袁世凯从清末官僚的代表变成了被满清亲贵迫害的“受害者”，赢得了舆论同情。同时，载沣的无能又为袁世凯日后以“救世主”姿态重新出山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会。
· 亲手制造了革命催化剂： “皇族内阁”的出台，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宣告了清廷“预备立宪”的欺骗性，使立宪派彻底绝望，转而同情或支持革命，大大减少了辛亥革命的阻力。
3. 清王朝结构性危机的总爆发：
· 人才枯竭： 统治集团顶层已无可用之才，只能依靠载沣兄弟等庸碌亲贵，说明制度已彻底腐朽。
· 军权旁落： 中央政府丧失了对最具战斗力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这是政权崩溃的先兆。
· 合法性彻底破产： “皇族内阁”等于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宣告国家是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其统治合法性在民众和精英心中彻底归零。
结论： 摄政王载沣的困局，是一个能力平平的统治者，试图用旧时代最腐朽、最狭隘的方式（排汉集权）来拯救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其结果必然是加速其死亡。他的一切努力，如同一个蹩脚的医生给绝症病人喂下毒药。当他为调不动北洋军而惊慌失措时，他品尝到的正是自己种下的苦果。而小皇帝溥仪爬树摔下的闹剧，恰是这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最真实的写照——最高统治者自身难保，又如何能保全天下？载沣的困局无解，因为它源于清王朝自身结构性、制度性的绝症。湖北新军不稳的消息，如同地底传来的隆隆雷声，一场足以掀翻整个王朝的巨大风暴，正在迅速酝酿。载沣的摄政王生涯，和他的王朝一样，已经进入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