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时光流转，至雍正朝中后期，张廷玉所承受的恩宠，已达到了人臣所能想象的极致。若将君恩比作流水，那张廷玉所处的，便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
他的官职头衔，累积到了一长串令人眩目的程度：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几乎是囊括了内阁、吏部、枢机、文翰等所有最重要部门的顶尖职位于一身。虽然清代不设宰相，但朝野上下，皆心照不宣地视他为真正的“首辅”，是汉官中毫无争议的第一人。
赏赐更是如同四季更替，从未间断。除了例行的年节恩赏，雍正帝的赏赐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关怀。有时是几匣子珍贵的御用湖笔、徽墨，有时是刚刚进贡的极品龙井，有时是命内务府特制的精美瓷器，上面甚至烧制着褒奖他勤勉的诗句。更有一次，雍正帝听闻张廷玉偶感风寒，竟特意派太监送来自己日常服用的名贵人参，并嘱咐：“此物予尔，非仅为治病，乃令尔知，朕视尔之健康，亦如国事般紧要。”
这种超越寻常君臣的关怀，让张廷玉感激涕零，同时也让他更加惶恐。他唯有以更加疯狂的勤勉来回报。他几乎是长在了军机处和南书房，处理的文书堆积如山，起草的谕旨数以千计。他的身体在长期的透支下，渐渐显露出疲态，眼角的皱纹深刻如刀刻，鬓边也早早地染上了霜色。
雍正帝看在眼里，心中既是满意，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慨。他深知，如此勤谨能干的臣子，可遇而不可求。
雍正八年（1730年）前后，皇帝的龙体开始频频出现状况。多年来的宵衣旰食，事必躬亲，严重损耗了他的健康。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生命。在病榻上，雍正帝对身后事的思虑变得愈发迫切和具体。
一日，病情稍缓，雍正帝将张廷玉单独召至御榻之前。殿内药香弥漫，皇帝的面容带着病后的憔悴，但眼神却异常清明和锐利。
“衡臣啊，”雍正帝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朕与尔，名为君臣，情同契友。这些年来，尔之辛劳，尔之忠诚，朕俱看在眼里，铭刻于心。”
张廷玉闻言，慌忙跪倒在榻前，声音哽咽：“皇上天恩，奴才万死难报！奴才唯知尽忠职守，实不敢当皇上如此谬赞。”
雍正帝摆了摆手，示意他起来，继续缓缓说道：“朕之身体，尔亦知晓。有些事，需早做安排。”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灼灼地盯着张廷玉，“朕有一言，需尔知晓。他日，待尔百年之后，朕准你配享太庙。”
“配享太庙！”
这四个字，如同惊雷，在张廷玉耳边炸响！他浑身猛地一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太庙，是供奉清朝历代皇帝和功勋卓着之臣的地方，是帝国至高无上的荣誉殿堂。在整个大清国，能够死后配享太庙，是所有臣子梦寐以求的终极哀荣。而有清一代，从未有汉臣获得过如此殊荣！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耀，更是对整个家族，甚至对所有汉官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空前肯定！
巨大的冲击和荣耀感，让张廷玉瞬间老泪纵横。他再次噗通一声跪倒在地，以头触地，泣不成声：“皇上……皇上……此乃人臣极致之荣，奴才……奴才何德何能，敢蒙皇上如此天高地厚之恩！奴才……唯愿来世再结犬马之劳，以报陛下于万一！”
他的额头紧紧贴着冰凉的金砖，身体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一生的辛劳、谨慎、乃至如履薄冰的恐惧，都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
雍正帝看着他激动的模样，脸上露出一丝疲惫而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个承诺，足以让张廷玉死心塌地，亦足以让天下臣工明白，实心任事者，朕绝不吝惜赏赐。
“此乃朕之心意，亦是尔应得之荣。”雍正帝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确定，“起来吧。望尔一如既往，辅佐朕，亦当为未来新君，竭尽肱股之力。”
“奴才……领旨！谢恩！”张廷玉哽咽着，几乎是挣扎着才从地上爬起来。
从养心殿出来，张廷玉步履有些虚浮，阳光照在他脸上，竟有些眩晕。他回到府中，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许久没有出来。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巨大的恩宠，更需要时间来思考这极致荣耀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和……责任，乃至风险。
皇帝的身体已然不佳，这是在托付身后之事。这份遗诏般的承诺，是新君必须遵循的遗命吗？新君会如何看待他这个前朝旧臣，尤其是带着如此显赫荣宠的旧臣？
狂喜过后，一种更深沉的、属于张廷玉式的谨慎，开始在他心底蔓延开来。
（钩子：雍正皇帝金口玉言，许下了“配享太庙”的诺言，将张廷玉推向了人臣荣宠的绝顶。然而，月盈则亏，高处不胜寒。就在张廷玉还沉浸在这无上恩荣带来的激动与隐忧中时，帝国的天空再次风云突变。雍正十三年，那个给予他一切信任与荣耀的皇帝，骤然驾崩。巨大的靠山顷刻崩塌，新君乾隆即位，一个全新的、未知的时代，轰然开启。张廷玉这份先帝遗诏保障的殊荣，在新朝还能作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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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荣宠之极”是张廷玉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顶点，也是其命运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首先，“配享太庙”的承诺，是清代皇权对汉臣信任与依赖达到顶峰的标志性事件。它打破了清初以来汉臣不得配享太庙的潜规则，体现了雍正帝对张廷玉个人能力与忠诚的极致肯定，也反映了经过数十年统治，满汉融合在高层政治中达到的新高度。对张廷玉个人而言，这是对其一生事业价值的最高确认，是其政治生涯的“冠冕”。
其次，这一承诺的性质极其特殊。它并非公开的、制度性的封赏，而是皇帝在病榻前对个人的私下许诺，带有强烈的“遗命”色彩。这使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因出自皇帝之口而具有无上权威；另一方面，其私人性质也为其未来的兑现埋下了隐患，因为它高度依赖于继任者对先帝遗愿的尊重程度。
从张廷玉的反应来看，他在狂喜之后迅速产生的隐忧，再次彰显了他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极致的荣耀，在先帝驾崩后，可能不再是护身符，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甚至成为新君猜忌的焦点——一个功高震主、且被先帝赋予至高荣誉的老臣，在新朝如何自处？
这一承诺，将张廷玉更深地绑定在了雍正帝的政治遗产之上。它使得张廷玉在雍正去世后，必须极力维护和争取这一承诺的兑现，而这恰恰可能导致他与新君乾隆之间产生直接矛盾。荣宠的顶点，也成为了他政治依赖性的顶点，以及未来危机的起点。当唯一的权力来源消失后，这顶“太庙”的桂冠，是会成为不朽的丰碑，还是沉重的枷锁？历史的走向，在此刻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