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在李斯引导下的显着成长，以及其气质中愈发明显的沉稳与明达，终究未能完全被深居简出、且心思更多系于求仙问药的始皇所忽略。一些细微的变化，通过不同的渠道，悄然改变着这位帝王对长子的观感。
一次，始皇召集群臣，商议关于如何处置一批在旧楚地查获的、铸造和私藏禁制兵器的六国遗族。廷尉依律奏请，主犯族诛，从犯尽数迁往北疆筑城。
按照以往，扶苏或许会出于仁心，直接请求宽宥从犯。但这一次，他出列后，并未立即求情，而是先肯定了法度的严肃性：“父皇，私藏兵器，图谋不轨，触犯律法，动摇国本，其罪当诛，其行当罚。”
始皇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扶苏话锋一转，但言辞极其谨慎：“然则，儿臣听闻，此次涉案者众，其中不乏被胁迫、或被蒙蔽之寻常百姓。律法如山，自当严格执行。然，**执法亦需明察**。可否请廷尉与当地郡守再加详查，区分首从，明确罪责？对于确系被裹挟、且无大恶者，依律迁边筑城，使其戴罪立功，既可彰法令之严，亦可视陛下**审慎用刑**之仁。而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蓄谋已久之首恶，则坚决族诛，以儆效尤，如此，方能既维法纪，又安地方民心。”
这番话，既维护了秦法的绝对权威，没有直接挑战判决，又提出了“明察”、“区分首从”、“审慎用刑”等更具操作性和现实合理性的建议，将“仁”的理念巧妙地融入到了执法过程之中，而非简单地要求法外开恩。
殿中不少大臣闻言，暗暗点头。连一向支持严刑的姚贾，也觉得扶苏此议，于法有据，于情有理，更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
始皇沉默了片刻。他敏锐地察觉到，扶苏的进言方式与以往不同了，少了几分理想化的迂阔，多了几分务实和策略。这让他感觉……顺耳了一些。
“嗯，”始皇终于开口，语气平淡却并未带有怒意，“扶苏所虑，不无道理。廷尉，便依此再行核查，务求罪证确凿，区分首从，依律定谳。”
“臣遵旨！”廷尉躬身领命。
这一次，扶苏没有遭到斥责，他的建议甚至得到了采纳。虽然只是微小的变化，却标志着父子间那坚冰般的僵局，出现了一丝裂痕。
此后，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始皇偶尔也会询问扶苏对一些时政的看法。扶苏谨记李斯的教诲，回答时总是力求客观全面，既指出问题，也分析利弊，并提出相对稳妥的解决思路，尽量避免直接批评现行政策。他发现，当他不再执着于直接宣扬“仁政”，而是从巩固统治、提高效率、安定民心的实际角度出发时，父皇似乎更能听得进去。
始皇也注意到，扶苏在与自己讨论政务时，引用的不再仅仅是《诗》、《书》中的句子，也会涉及到《韩非子》、《商君书》中的观点，甚至能结合蒙毅讲述的边情进行分析。这让他觉得，这个儿子似乎不再那么“不类朕”了，至少，他在尝试理解和使用自己赖以成功的工具。
当然，父子间的根本分歧并未消失。始皇依然认为扶苏骨子里过于仁柔，而扶苏内心也依然怀抱着对宽政休民的向往。但至少，一种基于现实政务探讨的、更为理性的交流渠道被打开了。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触即发。
赵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心中警铃大作。他加紧在胡亥身上投入更多精力，并寻找一切机会，在始皇面前强调胡亥的“纯孝”与“懂得体察圣意”，试图冲淡扶苏进步带来的影响。
然而，历史的车轮，却并未给这脆弱的缓和留下太多时间。一个巨大的、关乎帝国命运的转折点，正在遥远的东方，悄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