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边民温饱得保障”这一根本性、长期困扰帝国北疆的顽疾，在李斯所献“以工代赈、推广海东稻、兴修水利”等系统性策略的持续推行下，逐步得到有效缓解乃至根本性的扭转，帝国北疆的面貌，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堪称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的改善，更深刻地渗透到社会肌理、人心向背乃至整个帝国的战略安全格局之中，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昔日那条需要耗费帝国巨大国力维系、常年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潜在危机的漫长边防线，如今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内生韧性的姿态，变得“稳固如磐石”。这种稳固，并非仅仅依赖于高墙深垒与雄兵劲旅，而是多种积极因素共同滋养、相互作用下结出的坚实硕果。
其一，是经济基础的夯实带来的民心安定与内生凝聚力。 当北疆的普通农户、戍卒家眷、边地商贾们，不再为明日是否有米下锅、寒冬是否会被冻馁而日夜悬心，当他们的谷仓里有了足以度过荒年的存粮，庭院中养起了肥壮的猪羊鸡豚，甚至还能用余粮换取些许布匹盐铁，改善生活时，他们对脚下这片曾经贫瘠苦寒的土地的感情，便悄然发生了质变。从过去迫于生计的无奈依附，或是对官府徭役、兵役的消极逃避，转变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沉的眷恋与主动的守护。他们不再是天灾人祸或外部势力稍加利诱煽动便可能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的“流民”或“不安定因素”，而是真正成为了这片土地休戚与共的主人。他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好不容易修好的水渠陂塘，会更加精心地侍弄田地，想方设法提高海东稻的产量，会团结起来抵御突如其来的风沙、白灾，也会警惕地留意着边境线上任何不寻常的动静。任何试图破坏他们这来之不易的、充满希望的安定生活的行为，无论是来自自然的严酷考验，还是潜在的外部威胁，都会遭到他们基于切身利益的、最本能也是最坚决的反抗。李斯虽身处遥远的乡野，却仿佛能透过无数份奏报和地方官员的私信，清晰地“看到”：在那绵延数千里的北部边境线上，无数个这样的家庭、村落，就如同北疆特有的、耐寒且根系极其发达的芨芨草，将生存与发展的根系，深深地、紧紧地扎入了这片曾经被视为畏途的土壤之中，并且彼此交织、联结，最终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没有烽燧标识却无比坚韧、充满生命活力的“民心长城”。这道长城，是任何外力都难以从外部攻破的。
其二，是军事后勤保障体系的革新带来的战力实质性跃升。 海东稻的大面积成功推广，其意义绝不仅仅是让边民吃饱饭，更是一场对北疆军事防御体系的深刻革命。过去，数十万边防大军的粮草辎重，主要依赖从关中、中原等帝国腹地，经由漫长而脆弱的漕运或陆路转运而来。路途遥远，损耗巨大，且极易受天气、盗匪或敌军骚扰切断，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后勤压力一直是悬在北疆守军头顶的利剑。如今，情况彻底改变。戍边将士所需的大部分粮草，现在可以直接在北疆当地或邻近的上郡、云中、代郡等边郡解决，实现了“就地取给”或“就近补给”。这极大地减轻了对那条漫长而脆弱的“帝国动脉”的依赖，使得北疆守军的机动性、持续作战能力以及应对突发边境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军队可以更加灵活地集结、调动，进行更长时间的野外拉练或执行清剿、巡逻任务，而无需过分担忧粮草不继。更重要的是，士兵们能够常年食用到本地生产的新鲜粮食、蔬菜甚至肉食，健康状况、体能和士气远非昔日那些时常需要忍饥挨饿、面对霉变军粮的边军可比。边境线上的那些烽燧、关隘、屯田军堡，因为有了充足、可靠的本地粮源作为支撑，守备士卒们脸上不再是菜色和麻木，而是充满了红润与自信。昔日因后勤补给困难而常常陷入被动防御、捉襟见肘的窘迫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的北疆守军，在充足的物资保障下，可以更加从容、主动地规划防务，甚至有能力对零星越过边境进行骚扰的小股胡骑，实施坚决、有力的追击和反击，将防御前沿向外推进，真正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其三，是人口持续流入与边疆深度开发带来的活力与韧性。 北疆地区温饱问题得到基本保障，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安全，加之朝廷为实边而持续推出的诸如“免役数年、贷予种子耕牛、承认垦荒土地所有权”等优惠政策，如同强大的磁石，开始持续吸引着内地诸如河套、关东等地，那些因土地兼并而失去田产或受天灾兵祸影响的流民、以及渴望获得土地安身立命的贫苦农民，源源不断地举家北迁。北疆的人口，尤其是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农业人口，开始了帝国建立以来罕见的、稳步而显着的增长。新的村落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北疆河谷、草原边缘适宜农耕的地带建立起来；原有的边塞城邑，如云中、雁门、代郡等，规模不断扩大，城内街市日渐繁华。随着人口的聚集和农业的发展，服务于生产和生活的商业、手工业也随之兴起，边境的榷场、市集日益繁荣，来自中原的丝绸、陶器、铁器与北地的皮毛、牲畜、药材在此交易，络绎不绝。这种人口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的日趋活跃，使得广袤的北疆地区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荒凉贫瘠、人烟稀少”的刻板印象，开始真正融入帝国的经济文化体系，成为版图上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一部分。一个繁荣、有活力、人口繁庶的边疆，其自身抵御外部侵扰、消化吸收（或排斥）异质文化影响的能力，自然远非昔日那种单纯依靠军事据点孤悬塞外、与本地民生脱节的脆弱防线可比。边疆的繁荣，本身就是最强大的防御。
其四，是对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战略态势的根本性扭转。 过去，匈奴等部族往往利用其来去如风的骑兵机动优势，尤其选择在秋高马肥、草黄马壮的季节南下劫掠。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抢夺边境地区本就不多的粮食、财物和人口，以补充其自身物资的不足，所谓“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如今，北疆地区府库充实，百姓家有余粮，城防工事经过连年修缮更加坚固，更重要的是，军民人心凝聚，同仇敌忾。这使得匈奴骑兵南下劫掠的成本和风险急剧升高，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收益，反而可能遭遇集结迅速的边军和自发组织的民防力量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帝国在北疆这种“固本培元”式的、深度的、有效的经营与存在，形成了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战略威慑力。同时，边境官方榷场的繁荣，也为胡汉双方提供了和平贸易、各取所需的渠道，部分化解了因生存资源绝对匮乏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尽管小规模的边境摩擦、越境盗马等事件依然难以完全避免，但那种动辄数万铁骑南下、意图攻城略地、甚至威胁帝国腹地的大规模、颠覆性的入侵威胁，其发生的频率和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北疆，正逐渐从帝国曾经需要时刻提防、被动应付的“软肋”和“流血之地”，转变为一处进可前出草原实施威慑打击、退可凭坚城利兵稳固防守的、名副其实的帝国“北门锁钥”和战略堡垒。
远在楚地乡间，过着归隐生活的李斯，通过各地门生故吏的私下通信、朝廷偶尔传来的邸报副本，以及皇帝嬴政在那些充满敬意的问候信函中偶尔提及的北疆喜讯，清晰地感知到了这种“稳固如磐石”的深刻变化。他不再需要像过去担任丞相时那样，每每接到北方急报便夙夜忧叹，为千里之外的边情安危而焦虑不安，甚至与始皇帝在御前激烈争论调兵遣将、转运粮饷之事。他知道，北疆今日的稳固，其根基并非仅仅依赖于那道耗费巨万、征发民夫数十万修建的万里长城（尽管长城依然重要），也不仅仅是依靠蒙恬麾下那三十万百战精兵的赫赫军威，而是更深层次地建立在边民安居乐业、仓廪充实、人心归附的坚实基础之上，是真正的“固本培元”、“内安而外自慑”。这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欣慰和深深的自豪。他毕生所追求的“富国强兵”、“安定四方”的政治理想，似乎正在他离开权力中心后，以一种更为健康、更注重根基、也更可持续的方式，在年轻而锐意进取的皇帝嬴政的统治下，一步步变为现实。北疆的稳固，就如同给行驶在历史长河中的帝国这艘庞大巨轮，加上了一块最沉重、最可靠的压舱石，使得它能够更加从容、平稳地破浪前行，无畏未来的风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