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在夏日的炙烤下蒸腾着肃杀与威严。
深宫之内，秦始皇嬴政刚刚批阅完一摞沉重的竹简，揉了揉眉心。
帝国疆域前所未有的辽阔，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已统一。
但一种无形的、源自思想深处的躁动，却像地火一样，在帝国的肌理下潜行奔涌。
不久前，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之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紧接着，又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数百名胆敢非议朝政、妄测天机的儒生、方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后世史书上那浓墨重彩又血迹斑斑的“焚书坑儒”。
然而，铁腕之下，并未能立刻换来万马齐喑。
恐慌在蔓延，暗流在涌动。旧六国的贵族遗老，虽身已臣服，心中却未必没有藏着故国的典籍与仇恨；那些诵法孔孟、秉持着“从道不从君”信念的儒生，更是将这次镇压视为对文明本身的戕害。
帝国的根基，在武力铸就的铜墙铁壁之下，似乎正被一种思想的流沙所侵蚀。嬴政深知，仅仅依靠杀戮和毁灭，并不能真正缔造他理想中“万世一系”的永恒秩序。他需要一种更彻底、更巧妙的方式来涤荡这些“杂音”。
就在这时，关于东海之滨那个新附藩国——东赵国的详细奏报，被送到了他的案头。
赵云龙与李牧，这两个自称承继战国赵国王室血脉与华夏衣冠的将领，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权。
他们奉大秦为宗主，言辞恭顺，但其国中制度、礼仪，乃至民众的服饰、言语，皆刻意模仿中原旧制，俨然一个海外孤忠的形象。这本来是一件彰显始皇帝威德远播的喜事，但此刻在嬴政眼中，却别有一番意味。
“保存华夏衣冠？”嬴政低声重复着奏章中的这句话，嘴角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大地图前，目光越过辽东郡，投向那片苍茫的半岛。“你们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华夏’？”
一个大胆、甚至可以说带着几分冷酷讥诮的念头，在他那充满权谋与计算的心中逐渐清晰、成形。
帝国境内，那些即将被付之一炬的百家典籍，那些记载着与秦法格格不入思想的竹简木牍，那些等待坑杀、终日惶惶不安的儒生方士……他们不正是帝国“思想统一”最大的障碍吗？他们不正是先王旧制、百家争鸣的余孽吗？
既然赵云龙、李牧如此标榜自己承继华夏正统，渴望中原文明，那么，何不将这些在他们看来是“瑰宝”，在朕看来是“毒瘤”的人和物，统统打包送去？
这简直是一石三鸟的绝妙之计。
其一，是清理门户，根除内患。
将这些“无用”之书、“有害”之儒留在国内，迟早是动乱的种子。
他们的学说会蛊惑人心，他们的非议会动摇统治。一把火烧了，固然干净，但终究会留下暴戾之名，且无法完全禁绝其思想在暗地流传。
如今，将他们整体搬迁至遥远的海外，如同将脓疮从身体上彻底剜除，扔到茫茫大海之外。
隔着千山万水，他们再也无法对帝国的核心区域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这比单纯的杀戮更为彻底，是一种思想上的“流放”。
其二，是怀柔藩国，施以“恩典”。
对东赵国这个新附之邦，不能一味示以兵威，也需要施以文德。
金银财宝、丝绸器皿的赏赐固然寻常，而将这些在中原已成“禁忌”的百家典籍和饱学之士送去，无疑是一份极其特殊且厚重的“礼物”。
这仿佛在说：“看，你们所珍视的、所追求的，朕都给了你们。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赏赐，更是文化上的认同与托付。”
这份“恩典”足以让赵云龙、李牧感念皇恩，更能坐实他们“华夏文明海外守护者”的身份，满足其政治上的虚荣与合法性需求。
其三，是潜在的制衡与观察。
嬴政的深谋远虑，还在于他看到了更远的一步。将这些思想各异、学派林立的儒生和典籍集中于一地，他们自身就会产生矛盾。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他们的学说本就相互攻讦。
在远离中央的海外藩国，他们能否和谐共处？会否给东赵国带去繁荣，还是内部纷争？
这一切，都将成为帝国观察的一个绝佳窗口。若能借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控制藩国的文化走向，岂非比直接派驻官吏更为高明？
念头既定，嬴政心中那股因国内动荡而积郁的烦躁，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他立刻召见李斯与负责此事的官员。
在灯火通明的宫殿中，嬴政的声音沉稳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朕闻东赵慕我华夏文明，心向王化。其王赵云龙，自称承赵之遗烈，欲存衣冠于海表。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他略一停顿，目光扫过垂手恭立的臣子，“然，国内近日，为整齐风俗，统一法度，于百家私学，多有厘清。其间，不乏博学之士，惜其执于古道，不合时宜；亦有先代典籍，虽有其价值，然于当今治道，已属冗余。”
李斯等人屏息凝神，不知皇帝意欲何为。
“朕思之，”嬴政继续说道，语气中带上了一种近乎戏谑的慷慨，“与其使珠玉蒙尘，贤才湮没，不若成人之美。可将原定处置之百家典籍，择其精要，不予焚毁；那些触犯律令的儒生、方士，亦免其死罪。将他们一并整理，移交东赵。就说是朕念其诚心，特赐予他们，以助其兴教化、立制度，俾使华夏文明，广布于蛮夷之地。”
这道诏令，让在场的官员都感到一阵愕然。将帝国的“思想垃圾”当作“文明厚礼”送给藩国，这实在是闻所未闻。但无人敢提出异议。皇帝的意志，就是帝国的律法。
诏令既下，整个帝国机器立刻高效而冷酷地运转起来。
在各地官府的库房中，原本已堆积如山、等待焚烧的竹简木牍被重新翻检出来。
官吏们按照一份粗略的书单，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着作，分门别类，打包装箱。
这些承载着古老智慧与思想的竹简，原本即将化为灰烬，此刻却被小心翼翼地装上牛车，仿佛它们真的是无价的珍宝。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荒诞的气息——毁灭的行动，披上了馈赠的外衣。
而在各地的监狱和临时羁押场所，那些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儒生和方士，迎来了命运的剧变。
他们被逐一提审，被告知皇帝陛下天恩浩荡，念其学识，特赦其死罪。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自由，而是流放。他们将被送往遥远的朝鲜，一个只在传说中听过的蛮荒之地，去为一个名为“东赵”的藩国效力。
消息传来，囚徒们反应各异。
有人痛哭流涕，宁愿一死也不愿离开故土，认为这是比坑杀更残忍的惩罚，是“生入异域，死为野鬼”。
也有人在一片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微弱的生机。至少，性命保住了？而且，那个东赵国既然愿意接收他们和典籍，或许是一片能够延续学说、传承文化的净土？
总比在中原被彻底禁绝要好。复杂的情绪——恐惧、悲伤、一丝渺茫的希望，以及深深的屈辱，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
他们被剃去头发，换上统一的囚服（或许在官方文书中，这被称为“使者随从”的制服），戴上沉重的桎梏，由小吏押送，组成了一支极其特殊的队伍。
队伍中，还有数十辆满载竹简的牛车，吱吱呀呀地行走在通往东方的官道上。这支队伍，不像凯旋的军队，不像朝贡的使团，更像是一支承载着一个文明复杂灵魂与沉重负担的悲怆迁徙队伍。
在辽东郡的边境，东赵国的使者早已得到消息，在此迎候。当看到这支由囚徒和书籍组成的庞大“礼物”时，使者们的脸上也写满了震惊与困惑。
秦国的官员面无表情地宣读诏书，将名册与物资清单一一交割。言辞之中，充满了上国对藩属的“体恤”与“恩赏”。
“此皆中原文脉之精华，陛下特赐尔国，望善加利用，勿负圣恩。”
东赵使者跪接诏书，心中却是波涛汹涌。
他们自然明白这“恩典”背后的真实含义。这哪里是单纯的赏赐，这分明是帝国将内部无法消化的矛盾与毒素，一股脑地倾倒给了他们。
接收这些人与书，意味着要承担起安置、管理乃至消化这些不同思想派别的巨大责任，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但，他们能拒绝吗？拒绝始皇帝的“赏赐”，等同于叛逆。
使者首领只得叩首谢恩，表示东赵上下，感激涕零，定当珍视这些典籍与人才，使其在海外发扬光大。
于是，在苍茫的暮色中，这支融合了悲怆、荒诞与一丝历史使命感的队伍，缓缓越过了边界，向着朝鲜半岛迤逦而行。
儒生们回头望去，故国的山河在视野中逐渐模糊，前方是未知的海外孤岛。他们怀抱着或许能保存下学说火种的微弱希望，踏上了流亡之路。
而那些厚重的竹简，在颠簸的牛车上相互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是先哲们跨越时空的叹息。
（马訾水（今鸭绿江）会见证，这只是第一批，后陆还有更多的，不利于大秦统治的人，被始皇逐出大秦，遣往赵氏朝鲜安置……）
咸阳宫中，秦始皇嬴政很快收到了首批放逐队伍已顺利交接的消息。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帝国内部的隐患似乎随着这支队伍的远去而减轻了几分。
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化输出”与“矛盾转移”。
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一道出于政治算计的诏令，将在遥远的朝鲜半岛，播下怎样深远的种子。
这些被中原抛弃的“糟粕”与“异端”，将在那片新的土地上，与当地文化融合、演变，最终孕育出独特而坚韧的文明脉络，在未来的千百年里，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反哺着整个东亚文化圈。
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一场帝国内部的清洗风暴，其最意想不到的后果，却是在海外成就了一片文化的绿洲。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夏日，秦始皇心中那个冰冷而大胆的念头。
《东赵国志》武王世家……始皇赐百家典籍及诸儒方士于王。王遂以保全华夏文明火种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