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汉赵争锋
（此文乃大汉蜀中，成都城酒肆茶舍中，说书人的故事）
大汉疆域之东，有一名为“东赵”的诸侯国，其疆域囊括朝鲜半岛及扶桑诸岛。高祖分封天下时，将此东海之滨化外之地，赐予功勋卓着的赵国宗室赵云龙，以期屏藩东域。传至文王赵桓，已历三世。
文王赵桓，是一位颇具远见与开拓精神的君主。他深受先秦时期齐地“鱼盐之利”与燕、赵冒险精神的影响，坚信海洋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在位期间，他大力推行“开海策”，鼓励臣民建造更大、更坚固的海船，组建了一支堪与陆上骑兵媲强的“沧澜舰队”。他颁布法令：“凡造大船入海，探新岛、通商路者，赏爵位，免赋税。”一时间，乐浪（今平壤附近）、儋耳（虚构的九州岛重要港口）等港口桅杆如林，帆影蔽日。
来自中原的工匠带来了先进的冶铁、造船技术，与当地文明融合，使得东赵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船队不仅往来于朝鲜半岛与扶桑诸岛之间，更向北探索鲸岛（库页岛，又称“鬼岛”据说位置会移动，乃一巨鲸化形，醒三年，睡三千年云云），向南则抵达了琉球群岛（当时称“流虬”），带回了珍珠、玳瑁、异香木材以及关于更南方“裸国”（可能指南洋）的传说。文王在儋耳设立“海事监”，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绘制海图、记录风土人情。东赵的国力在海洋贸易的滋养下迅速增长，丝绸、瓷器、青铜器经由海路换回大量黄金、珍宝，国库充盈，文化也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盛景。文王常对臣子言：“陆地有尽，而海洋无涯。固守封疆是为下策，扬帆万里方得生机。”
然而，这片欣欣向荣之下，也潜藏着隐忧。大力开发海疆，不可避免地相对忽视了陆上武备，尤其是针对西方强邻——大汉的防御。同时，大量资源向沿海倾斜，引起了内陆贵族的不满。但文王的威望足以压制这一切，东赵依旧在他的引领下，坚定地走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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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假年，雄心勃勃的文王赵桓在一次巡视海疆时染病，不久便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握着太子赵睿（即后来的景王）的手，叮嘱道：“儿啊，海洋……乃我东赵命脉……万不可弃……”
然而，年轻的赵睿，其志趣与父王截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深宫，陪伴他的不是海图的波澜壮阔，而是太傅孔孝儒所授的儒家经典。
孔孝儒，乃鲁地迁来的大儒之后，学问渊博，却思想保守，坚信“仁政王道在于内修德政，外夷自服”，视开拓海洋为“舍本逐末，与民争利”的苛政，认为强大的武力尤其是“霸道”残余。
在孔孝儒的悉心教导下，赵睿对《诗》、《书》、《礼》、《易》倒背如流，心中充满了对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的向往。他登基后，尊孔孝儒为相父，言听计从。
景王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便是“罢海事，兴文教”。他以“耗费民力，滋长奇技淫巧”为由，大幅削减了对造船业和远航的资助。
“沧澜舰队”的维护经费被压缩，富有经验的水手和航海家被迫转业。儋耳的“海事监”形同虚设，海图蒙尘。
取而代之的是，景王在国都大兴土木，修建宏大的太学与明堂，祭祀孔子，推崇《春秋》大一统思想。
他要求贵族子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方可入仕，并将大量国库收入用于举办繁复的礼乐仪式。对于内陆贵族的土地兼并，他试图以儒家“仁政”进行温和劝诫，收效甚微，反而使得贵族势力坐大。
这套“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很快带来了恶果。沿海地区经济凋敝，昔日繁华的港口日渐萧条。曾经依赖海洋贸易为生的百姓生计无着，怨声载道。而陆军的建设也因资源被礼制工程挤占而停滞不前。
以大将军卫满（借用历史人物名，实为虚构云云）为首的武将集团多次上书，请求恢复武备，警惕西方，均被景王以“修德以来远人，何必穷兵黩武”驳回。
孔孝儒更是斥责卫满等武将是“桀纣之臣”，不懂圣王之道。东赵的国力，在短短数年间，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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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赵景王沉溺于复古文治之时，西方的大汉帝国，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的统治下，正处在武力扩张的巅峰。
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打通河西走廊；张骞凿空西域，使者商旅不绝于道；南平百越，北收河套，汉军的兵锋似乎无坚不摧。
汉武帝的目光，早已投向了东方那片名义上臣服，实则自成体系的东赵。东赵的富庶，尤其是传闻中的海上利益，让志在“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的武帝心动。
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一个不受完全控制的强大诸侯国存在于帝国的东方边缘。恰在此时，东赵景王“偃武修文”的情报传来，让汉武帝看到了机会。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借用真实历史纪年），汉武帝以“东赵阴蓄甲兵，交通外夷，图谋不轨”为名，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数万楼船之士（水军）及数万陆军，跨海、越辽东，水陆并进，大举征讨东赵。
汉军挟大胜匈奴之余威，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大军乃大将军卫青练过的精兵，百战之师，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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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东赵，军队久疏战阵，武备松弛。
景王赵睿闻讯大惊失色，慌忙间启用大将军卫满迎敌。然而，卫满空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仓促集结的东赵军队，无论是训练、装备还是战术，都与百战之师的汉军相去甚远。卫满试图利用地形节节抵抗，但在汉军凌厉的攻势下，陆上防线接连被突破。
关键的儋耳海战中，东赵那支曾被文王寄予厚望的“沧澜舰队”，因缺乏维护和训练，在汉军楼船的冲击下几乎全军覆没。
兵败的消息如雪片般传回东赵王都。朝野震动，人心惶惶。
一直对景王政策不满的贵族和大臣们，在成王赵珩（景王之弟，素来主张务实，重视武备）的暗中联络下，发动了宫廷政变。
他们包围宫城，痛陈景王与孔孝儒的误国之举。在巨大的压力下，景王赵睿被迫下诏罪己，承认“孤误信迂腐，废先王之业，致有今日之祸”，随后被废黜，软禁于别宫。
孔孝儒闻讯，悲呼“礼崩乐坏”，自尽于太学之中。成王赵珩在一片混乱中被拥立为新君，是为东赵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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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赵珩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汉军兵锋已逼近都城，国家危在旦夕。
他立刻启用主战派将领，收缩防线，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进行首都保卫战，同时派出使者，试图向大汉求和，哪怕称臣纳贡也在所不惜。然而，所有人都明白，在汉武帝的赫赫武功面前，这样的求和希望渺茫。
就在东赵上下笼罩在一片绝望氛围中，准备进行最后殊死一搏之际，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从西方传来：贰师将军李广利，在得知家族因卷入巫蛊之祸被武帝诛杀后，于军前率十万部众投降了匈奴！
（太可惜了，卫青大将军练的十万精兵啊！）
这个消息，通过快马和商旅，迅速传遍了东赵，也传到了长安。
在大汉都城长安，李广利投降的消息引发了举国震惊和朝野哗然。这位深受武帝信任，曾远征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帝国将军，他的叛降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巨大损失，更是对汉武帝权威的沉重打击。
朝臣们虽然不敢直言，但私下里无不议论连年征战带来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
而真正让汉武帝受到触动的，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和太子的劝谏（暗合真实历史中卫太子刘据的政见）。
后武帝因军败饮酒大醉，举剑误伤了贤太子刘据，刘据血尽而死……
连年的战争，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兵役，早已让天下疲敝，百姓流离。关东流民百万，各地小规模的起义此起彼伏。帝国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李广利的叛降、太子的去世，更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这位雄主一直以来的骄傲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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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宫之中，汉武帝面对舆图，回顾自己的一生：北逐匈奴，南吞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功业何其显赫！
然而，这功业的背后，是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是无数士卒埋骨他乡，是万千百姓家破人亡。
他想起了晚年多病，求仙问药不得，又遭遇巫蛊之祸，父子相残……一种巨大的虚无和悔恨攫住了他。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毅然下诏，这便是后世称为《轮台悔过诏》。
在诏书中，他深刻反省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鼓励养马的政策）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他明确否定了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西域要地）屯田驻军的建议，宣告“不复出军”，要“思富养民，与天下休息”。
这道诏书，标志着大汉帝国持续数十年的扩张国策戛然而止，一个以恢复民生、稳定内部为首要任务的“守文”时代即将来临。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向四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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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轮台悔过诏》的内容传至东赵时，整个朝野先是不敢置信，随即爆发出劫后余生的狂喜。
成王赵珩在朝堂上手持来自汉朝的诏书抄本，激动得几乎落泪。他对着群臣感慨道：“此乃天不亡我东赵！汉皇一念之仁，活我百万生灵！”
最大的、几乎无法抵御的外部威胁，竟然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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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轮台悔过诏》，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也为东赵赢得了喘息之机。
成王赵珩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派出高规格的使团前往长安，向汉武帝称臣纳贡，金珠宝贝，乘船连车，态度极为恭顺。
而正处于反思与休养政策中的汉武帝，顺水推舟，承认了成王的地位，并撤回了远征东赵扶桑的军队（此时汉军因主帅投降、国内政策转变也已无力继续大规模进攻）。东赵得以保全宗庙社稷。
经此大难，成王深刻吸取了其兄景王的教训。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儒家学说中有利于统治的部分，但坚决摒弃了其迂腐和不切实际的一面。他重新评估国家战略，采取了更为务实平衡的“文武并重，陆海兼顾”之策。
他恢复了部分海上贸易，但规模和控制力均较文王时期更为审慎；他大力整顿陆防，修复城池，训练军队，以防备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他调整国内政策，抑制贵族兼并，鼓励农耕，安抚在景王时期受损的沿海百姓。
东赵在成王的治理下，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文王纯粹海洋开拓，也不同于景王空谈文治的中间道路，国力稳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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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汉帝国，在汉武帝晚年“轮台悔过”的定调下，迎来了昭宣中兴的恢复期，与东赵保持了相对和平的藩属关系。那个曾经令东赵战栗的庞大帝国，收回了它审视东方的锐利目光。
历史的车轮碾过一道独特的轨迹。“轮台悔过”，不仅改变了大汉的命运，也无意中拯救了一个濒临灭亡的海外诸侯国，让东赵的故事，得以在波涛汹涌的东亚历史中，继续书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