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6年的夏日阳光下，伏尔加河，这条被俄罗斯人尊称为“母亲河”的巨流，正以它千年不变的、近乎悲悯的雍容，缓缓流过南俄无垠的草原。它在那片广袤的、被太阳烤得发烫的土地上，冲刷出一个巨大的、生机勃勃的三角洲，最终注入那片更为古老而神秘的内陆海——里海。就在这河海交汇的咽喉之地，阿斯特拉罕，这颗镶嵌在帝国冠冕最南端的明珠，正沉浸在一片由贸易、渔获和多元文化交织而成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繁荣迷梦之中。
然而，若有先知能立于云端，便能看出这平静下的暗流。从伊斯坦布尔战争部那间悬挂着巨大作战地图的密室，到高加索群山背后悄然集结的军团，一股钢铁与火焰的洪流正在酝酿。这股洪流的目标，直指这座对即将到来的命运尚且懵懂的城市。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而阿斯特拉罕的警醒，将是一场与时间的残酷赛跑。
一、 沉睡的边陲重镇：和平表象下的脆弱防线
阿斯特拉罕在1916年夏末的景象，是一幅帝俄晚期边疆城市的典型浮世绘。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殖民与贸易史。
· 繁华的表象：
城市的核心，是那座始建于伊凡雷帝时代的白色克里姆林宫。在灼热的阳光下，其城墙的雉堞投下清晰的阴影，金色的东正教十字架在教堂穹顶上闪耀，无声地宣示着莫斯科公国自16世纪中叶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以来，在此地确立的、长达三百余年的统治权威。然而，走出克里姆林宫的阴影，城市便展现出其作为欧亚十字路口的本色。狭窄曲折的街道上，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混合气味：里海咸鱼的腥气、中亚香料摊传来的孜然与胡椒的辛香、鞑靼人皮囊里的马奶酒酸味、卡尔梅克人帐篷传来的羊膻味，以及从巴库经里海运来的石油那刺鼻的硫磺气息——这是新时代工业文明渗入古老贸易路线的信号。
在伏尔加河繁忙的码头上，语言混杂程度堪比《圣经》中的巴别塔。穿着传统长衫的俄罗斯商人，用熟练的鞑靼语与来自布哈拉的穆斯林贩子讨价还价，交易着丝绸、棉花和干果；粗犷的哥萨克船夫吼着号子，将一袋袋小麦从平底驳船卸下；来自波斯的客商，头戴着深色的羔羊皮帽，仔细检查着来自北方的木材和皮毛；而一些来自更遥远国度的、行色匆匆的代理人，则可能代表着英国或德国的贸易公司，觊觎着这里的石油和粮食出口。傍晚时分，东正教堂沉郁的晚祷钟声，与清真寺尖塔上传来的、悠扬而略带哀伤的唤拜声，在空中交织、碰撞，然后共同消散在伏尔加河潮湿的晚风里。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共处，是阿斯特拉罕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沙俄当局引以为傲的“帝国秩序”的体现。
· 脆弱的城防工事：
然而，在这片繁华与喧嚣之下，城市的防御体系却如同一位身着缀满勋章、却已锈迹斑斑的旧铠甲的老兵，徒有其表，内里早已不堪一击。
城市的防御核心，依然顽固地围绕着那座16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其厚重的砖石墙壁，足以抵挡当年鞑靼骑兵的弓箭和哥萨克叛军的土炮，但在20世纪由克虏伯或斯柯达兵工厂出产的重型榴弹炮面前，无异于一座巨大的、等待被摧毁的墓碑。城墙低矮处，甚至可以看到裂缝中顽强生长的灌木，部分面向内陆的城墙段落，因年久失修而坍塌，被市民们默认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孩童在其间嬉戏，主妇们则将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在一旁。
城外，沙俄工兵部队确实象征性地挖掘了一些之字形的堑壕，并拉设了带有倒刺的铁丝网。但这些防御工事的规划，明显是基于应对小规模边境冲突或内部骚乱的思维，缺乏应对一支现代化集团军立体进攻的纵深和韧性。堑壕深度不足，排水系统简陋，一场秋雨便能将其变为泥泞的沼泽。铁丝网障碍零零散散，未能形成连续且多层的致命地带。预设的炮兵阵地视野狭窄，且缺乏有效的伪装和防护。整个防御体系，更像是一场为了应付上级视察而进行的军事表演，而非为了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战争。
· 羸弱的驻军状况：
正如奥斯曼“星月之矛”计划的制定者们所精准洞察的那样，阿斯特拉罕的守军力量，在1916年夏季已虚弱到了危险的程度。
战争初期，这里的驻防部队——以勇猛着称的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团及其配属的 Garrison 营——尚能保持满编和较高的战备水平。但随着东线战事如同一个巨大的、永不满足的血肉磨盘，持续消耗着俄国的青年和资源，阿斯特拉罕的军事价值在彼得格勒总参谋部的天平上急剧下降。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老兵、富有经验的基层军官，乃至性能最好的机枪和火炮，被优先补充到面对德奥联军的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到了1916年夏，留守阿斯特拉罕的，是一支由以下几部分拼凑而成的、士气低落的“杂牌军”：
· 二线预备役部队： 他们是守军的骨干，但主要由年龄超过三十五岁、或因各种伤病无法适应前线高强度作战的士兵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军营生活磨平了棱角，心中牵挂的更多是远在伏尔加河中游村庄里的农田、妻子和儿女。每日的操练流于形式，他们对马克沁机枪的操作熟练度，可能远不如对如何修理农具来得精通。
· 新征募的地方民兵： 番号响亮，如“阿斯特拉罕市民自卫团”、“伏尔加河射手营”等，但实际情况堪忧。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配发标准的军服。手中的武器是老掉牙的、枪管都快磨平了的“别丹式”步枪，弹药储备也参差不齐。他们或许熟悉本地的每一条小巷，对保卫家园怀有朴素的热情，但缺乏系统的步兵战术训练和严格的军纪约束。在面对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高原久经战阵的老兵时，他们的战斗力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 阿斯特拉罕哥萨克： 这无疑是守军中最具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部分。他们继承了祖先骑射的技艺，精通如何在广袤的草原上生存、机动和战斗。然而，他们的忠诚度在战争后期变得微妙。沙皇政府对哥萨克阶层长期以来实行“赎买”政策，以特权换取其军事服务。但连年的战争征召、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在现代战争中作为传统骑兵价值的贬损，使得一部分哥萨克精英开始对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产生怀疑。一种潜在的不满情绪，如同伏尔加河底的暗流，在哥萨克社区中悄然涌动。
· 少数民族辅助部队： 由当地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甚至一些来自高加索的山民组成的小股部队。沙俄当局对他们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通常只配发最老旧的武器，担任一些辅助性的任务，如运输、工事修筑或后方警戒。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像无形的风，早已吹到了这些部队的营地，在部分人的心中播下了动摇的种子。
· 迟钝的指挥系统：
阿斯特拉罕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当地驻防司令，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萨莫伊洛夫的少将手中。他是一位资历颇老、鬓角已然花白的军官，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远离主流战场的他被安置于此，更像是一种“荣誉流放”。他的司令部弥漫着一种陈腐的、官僚主义的气息。与正在激烈交战的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其主力已深入安纳托利亚东部）联系松散，与后方如萨拉托夫、察里津等军区的协调也效率低下。在彼得格勒总参谋部的优先序列里，阿斯特拉罕的请求和报告总是被排在末尾。整个指挥体系如同一台生锈的机器，对于来自南方里海方向的潜在威胁，缺乏必要的敏锐度和应急预案。一种“高加索山峦即是天然屏障”的盲目乐观主义，是这里的主导思想。
二、 最初的涟漪：情报、谣言与迟钝的官僚机器
风暴来临前，总有微澜。尽管恩维尔·帕夏和他的德国顾问们竭力掩盖“星月之矛”的锋芒，但一支数万人大军的集结与运动，如同巨石投入池塘，终究会激起无法完全掩盖的涟漪。
· 细微的情报信号：
信息通过多种渠道，断断续续地传入俄罗斯帝国庞大的身躯。
1. 前线侦察与审讯： 在高加索战线的某些寂静地段，俄军的前沿侦察兵注意到对面奥斯曼阵地的异常。原本熟悉的部队番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陌生的单位；夜间听到的火车轰鸣声比以前更加频繁和持久；对方的巡逻活动明显减少，似乎是在刻意避免接触。偶尔，巡逻队会带回一两个奥斯曼军的逃兵或俘虏。在师或军一级的审讯室里，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在反复盘问下，会零碎地吐出一些词汇：“埃尔祖鲁姆…新部队…”、“向北调动…”、“大的行动…”、“听说要去很远的地方…”。这些只言片语，被谨慎的情报军官记录在案，附上自己的怀疑，逐级上报。
2. 边境的眼线与商旅： 高加索山脉，这道看似不可逾越的屏障，自古以来就布满了走私者和商队的小径。来自第比利斯（高加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秘密资金，会流向一些亲俄的山地部落首领，换取他们对边境另一侧的观察。这些报告与往来于波斯、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商队带来的消息相互印证：他们看到了大量穿着陌生制服的军队（很可能是德军顾问或装备了德式武器的土军精锐），看到了用帆布遮盖的、形似火炮的沉重货物，在简陋的公路上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
3. 盟友的提醒： 英国在波斯和中东拥有高效的情报网络，特别是通过他们在印度的殖民机构。伦敦的军情部门或许也捕捉到了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异常兵力调动的蛛丝马迹。通过协约国之间的外交或军事联络渠道，一些谨慎的、非正式的提醒被传递到彼得格勒。然而，这些信息在加密、传输、解密、翻译和分发的漫长过程中，其紧迫性被大大稀释。在俄国总参谋部那些被西线危机和国内政治纷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将军们看来，这或许只是英国人在试图将俄军的注意力从欧洲战场引开，或者是过于紧张的盟友又一次的“狼来了”的呼喊。
· 谣言在社会肌理中的滋生：
在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谣言——这种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开始在南俄草原的各个角落疯狂滋生和变异，精准地反映出不同族群的恐惧与期望。
在鞑靼人的村庄和市集里，人们会在茶余饭后，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混合着恐惧与隐秘期待的神情，谈论着来自南方的“解放者”。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和苏丹哈里发的号召力，在部分虔诚的穆斯林心中产生了共鸣。“听说苏丹的军队已经出发了，带着真正的信仰…”、“他们承诺恢复我们的权利，结束俄罗斯人的压迫…” 这样的低语在人群中传递。
与此相对，在俄罗斯移民和哥萨克的镇子里，流传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充满血腥气的故事。“土耳其人要来了！他们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掳！他们会烧毁我们的教堂，把圣像扔进伏尔加河！” 这些谣言加剧了社会的恐慌，也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极端的东正教神父开始在布道中，将潜在的入侵描绘成一场新的“圣战”，呼吁信众武装起来，保卫“神圣罗斯”的土地。
而在卡尔梅克人的游牧部落中，态度则更为复杂和实用主义。他们对沙俄政府和奥斯曼帝国都缺乏深厚的归属感。长老们更关心的是战争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牧场、牲畜和传统的游牧路线。他们谨慎地观察着风向，试图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为部落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 官僚机器的致命迟钝：
所有这些来自前线的报告、情报军官的分析、边境商人的见闻以及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最终都汇入了沙俄帝国那庞大、臃肿且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如同一片巨大的、布满淤泥的沼泽，任何信息投入其中，都会在层层叠叠的公文表格、部门藩篱和官僚惰性中减速、变形，最终失去其本来的面目和紧迫性。
一份来自高加索方面军某师情报官的紧急报告，首先需要得到师参谋长的认可，然后盖上师的印章，通过野战邮递系统送往方面军司令部。在方面军司令部，它可能被一个低级参谋归类为“未经证实的情报”，与其他几十份关于后勤、人事、敌情的报告一起，排队等待高级军官的审阅。几天后，它或许会被附上一句“情况值得关注，请总参谋部酌情处理”，然后被发往遥远的彼得格勒。
在彼得格勒，莫伊卡河畔的总参谋部大楼里，气氛同样紧张而压抑。这里的将军和参谋们，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应对德军在维尔诺方向的猛攻、奥军在加利西亚的反扑，以及国内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和政治动荡上。一份关于遥远南方、一个看似平静的边境城市可能遭受威胁的报告，很容易被淹没在雪片般的紧急公文之中。一种普遍的、基于常理的思维定势主导了判断：“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遭遇了惨败，他们在高加索的力量已经枯竭。怎么可能还有余力，穿越数百公里的荒原，去进攻阿斯特拉罕？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种战略上的傲慢与惯性，使得一次又一次的预警在官僚程序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
三、 惊醒与仓促应对：南俄战线的紧急构建
转折点终于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残酷的方式到来了。1916年初秋，当奥斯曼第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通常是精锐的猎兵营或骑兵侦察队——如同黑色的楔子，突然出现在高加索山脉东北麓的平原地带，并与俄军前沿哨所发生激烈交火时，所有的怀疑和拖延都被瞬间粉碎。敌人来了，而且规模远超最初的想象。
· 阿斯特拉罕的临战状态：
恐慌，如同里海骤然刮起的风暴，瞬间席卷了阿斯特拉罕。城市上空第一次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尽管此时天空中并无敌机，但这刺耳的声音成功地撕碎了往日的和平假象。驻防司令萨莫伊洛夫少将签署了戒严令，宣布全城进入战时状态。宵禁开始实施，灯火管制使得入夜后的城市陷入一片诡异的黑暗。
城市的脉搏骤然改变。荷枪实弹的巡逻队出现在街头，检查所有可疑的行人。征召令贴满了大街小巷，所有十八至四十五岁的健康男性被要求前往征兵站报到。学校停课，学生们被组织起来，与公务员、商店店主、工厂工人一起，投入到加固城防的狂热劳动中。男人、女人、甚至老人，都在士兵的指挥下，挖掘反坦克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坦克，只是按照图纸机械地挖掘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搬运沙袋、加固街垒、在关键路口设置机枪巢。克里姆林宫的军火库被打开，灰尘在阳光下飞舞，老式的、炮管短粗的臼炮和野战炮被马拉人推，安置到刚刚修好的临时炮位上。城市的气氛如同拉满的弓弦，紧张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潜伏的社会矛盾也开始表面化。对“第五纵队”的恐惧，使得城内俄罗斯居民看向鞑靼和卡尔梅克邻居的目光中，充满了怀疑与警惕。秘密警察（奥克瑞那）的活动变得异常活跃，任意逮捕和搜查事件频发。一些鞑靼富商和社区领袖被“请”到司令部“谈话”，实际上是变相的软禁和警告。这种猜疑的毒药，正在侵蚀这座城市内部团结的基础。
· 伏尔加河区舰队的动员：
停泊在阿斯特拉罕港口的伏尔加河区舰队，接到了来自海军部的紧急命令。霎时间，港区内汽笛长鸣，黑烟从各舰船的烟囱中滚滚而出。这支舰队是阿斯特拉罕防御体系中一个独特而关键的组成部分。它主要由几艘吃水浅、装甲薄弱的炮舰（如“卡兰”号、“基尔桑”号）、若干艘由民用拖轮或客轮改装而成的武装轮船，以及一些装备了机枪的小型巡逻艇组成。
尽管它们无法与波罗的海或黑海舰队的主力舰只相提并论，但在伏尔加河及其错综复杂的支流网络这片特定的战场上，它们拥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舰队司令的命令清晰而坚决：立即前出至伏尔加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执行侦察、巡逻和破交任务。水兵们被要求保持最高警惕，用舰炮火力支援岸防部队，并随时准备拦截任何试图渡河的敌军船只。更重要的是，它们被寄予厚望，利用其机动性，袭扰奥斯曼军队那条漫长而脆弱的、沿着里海西岸延伸的陆上补给线。部分精锐的水兵陆战队被抽调出来，组成突击分队，加强到城市外围的关键据点。伏尔加河，这条哺育了城市的母亲河，此刻成为了它最后的护城河。
· 哥萨克骑兵的出击：
广袤的卡尔梅克草原，是骑兵的天然战场。随着警报传来，阿斯特拉罕、乌拉尔乃至更遥远的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村镇，都响起了集结的号角。哥萨克男子们迅速放下手中的农活，从自家的屋檐下取出用油布包裹良好的马刀和步枪，骑上自己最好的战马，向指定的集结地飞驰而去。
他们的任务古老而明确：利用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前出至南方广阔的草原地带，充当整个防御体系的眼睛和触角，并对北进的奥斯曼军队实施迟滞作战。这些哥萨克骑兵连和百人队，像一把把撒出去的沙子，迅速消失在南方地平线上。他们采取典型的草原游击战术：伏击敌军的小股侦察队和落单的辎重车队；污染或破坏沿途稀少而珍贵的水源地；利用夜暗和沙尘暴的掩护，对敌军营地进行骚扰性射击，然后迅速撤离。他们不与敌人主力正面交锋，而是像一群不知疲倦的狼，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撕咬、消耗着对手的精力、时间和物资。他们的战斗，是为后方仓促集结的援军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宝贵的时间。
· 中央政府的困境与应对：
在彼得格勒，冬宫和总参谋部在确认了阿斯特拉罕方向面临的真实而巨大的威胁后，陷入了一片战略上的慌乱和两难。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更倾向于关注他亲自坐镇的莫吉廖夫大本营（斯塔夫卡）所面对的西线危机。从面对德奥联军的主战线抽调任何一个整师南下，都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赌博，很可能导致整个东部战线的崩溃。
因此，沙俄最高统帅部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应急策略：
1. 组建“阿斯特拉罕混成集群”： 命令从后方广袤的内陆军区——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紧急拼凑一切可用的军事力量。这包括：刚刚完成基础训练、尚未配齐装备的预备役团；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他们本是未来的军官苗子）；负责维护国内秩序的宪兵和内卫部队；甚至从西伯利亚军区调来了一些原本用于防备中国的边防营。这些部队被冠以“特别混成旅”、“紧急动员师”等临时番号，通过所能利用的一切交通工具——伏尔加河的轮船（这是最快的方式）、里海北岸缓慢的窄轨铁路、以及原始的马车队——火速向阿斯特拉罕方向开进。这些部队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差异巨大，装备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的训练和协同作战经验，其战斗力令人担忧。
2. 启用老将，统一指挥： 为了协调这片突然变得至关重要的南翼战场，斯塔夫卡任命了一位以稳重和熟悉高加索事务着称的将军——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的副手，或是像帕维尔·卡尔塔绍夫中将这样的角色——来担任“阿斯特拉罕方向总指挥”。他的任务是整合所有零散的资源：萎靡不振的城防部队、桀骜不驯的哥萨克骑兵、力量有限的河区舰队，以及那些正在路上、状况不明的增援部队，构建一条有效的防线。
3. 政治与宣传的全面启动： 意识到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沙俄政府紧急启动了政治应对机制。内务部的特使奔赴阿斯特拉罕，与当地的鞑靼、卡尔梅克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进行“恳谈”，重申沙皇对他们的“信任与关怀”，承诺在战争结束后给予更多的自治权利，并严厉警告任何形式的“背叛”将招致的可怕后果。与此同时，官方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报纸上充满了对“土耳其侵略者”暴行的控诉（其中不少是夸大或虚构的），将奥斯曼帝国的远征描绘成一场旨在毁灭俄罗斯文明、迫害东正教信徒的野蛮入侵。宗教领袖呼吁信众保卫“圣地”（将阿斯特拉罕的教堂神圣化），知识分子则撰文宣扬“保卫伏尔加母亲河”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场军事防御战，被努力塑造成一场关乎国家存亡和民族尊严的“卫国战争”。
四、 伏尔加河畔的等待：决心与不确定性
当1916年的深秋降临，给伏尔加河三角洲带来了凛冽的寒风和铅灰色的天空时，阿斯特拉罕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它从一个慵懒的商贸枢纽，蜕变成一个巨大的、充满战争喧嚣的堡垒。街道上遍布沙袋垒成的工事，窗户玻璃上贴满了防震的米字条。宏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其他的公共建筑被匆忙改造成了临时医院，里面堆满了纱布、药品和空着的病床，仿佛在无声地预演着即将到来的血腥。
士兵们——那些满脸稚气的新兵、神色疲惫的预备役员、目光警惕的哥萨克和水兵——抱着他们的步枪，蹲在潮湿泥泞的新挖战壕里，望着南方那片空旷、荒凉、仿佛没有尽头的地平线。他们的心中交织着各种情绪：对未知敌人的恐惧，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被宣传激起的保家卫国的决心，以及一种深沉的、对于未来的迷茫。
城内的社会气氛如同即将沸腾的水。俄罗斯和哥萨克居民中，同仇敌忾的情绪占据主流，许多人发誓要与城市共存亡。而在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聚居区，则笼罩着一种更为复杂和压抑的沉默。表面上，他们遵从官方的所有指令，但关起门来，家族内部和社区内部的争论异常激烈。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支持沙俄政府？还是应该暗中欢迎同为穆斯林的奥斯曼军队？抑或是应该在这场帝国争霸中保持中立，只求保全自身？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深刻的内部裂痕，是阿斯特拉罕水泥工事和铁丝网背后，最脆弱、最难以防御的战线。
伏尔加河上，俄国炮舰加大了巡逻密度，它们低矮的轮廓在灰蒙蒙的河面上来回穿梭，警惕的了望员用望远镜仔细搜索着南岸的任何风吹草动。哥萨克骑兵的侦察小队带回的消息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具体，但也常常相互矛盾，加剧了指挥部的困惑。空气里弥漫着湿土、劣质烟草、马匹汗水和机器润滑油混合的刺鼻气味，这是战争特有的味道。
在克里姆林宫那座灯光彻夜不息的指挥部里，萨莫伊洛夫将军和他的新任上级——来自斯塔夫卡的特派总指挥——并肩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代表俄军的红色单位像一些脆弱的、断断续续的链条，勉强环绕着阿斯特拉罕这个中心点。而从南方和西南方，数个粗壮的蓝色箭头，正带着不容置疑的侵略性，刺向这些红色的防线。将军们深知，他们手中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正面抵挡一支得到德军加强的、士气正旺的奥斯曼集团军。他们所能倚仗的，是伏尔加河这道最终的水障，是仓促构建但占据地利的防御工事，是河舰队那并不强大但灵活的炮火支援，是哥萨克骑兵无休止的袭扰，是即将到来的、尽管质量堪忧的增援部队。
而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希望，或许并非来自于自身，而是寄托于敌人身上：希望奥斯曼军队在那漫长而艰苦的、跨越荒原和沙漠的行军中，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锐气、体力和后勤补给。希望这支“星月之矛”，在最终触及目标之前，其锋刃已然磨损，其力量已然衰竭。
阿斯特拉罕，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兴衰的城市，此刻在星月与双头鹰的又一次宏大对决中，屏住了呼吸。它既是沙俄帝国南疆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即将成为检验奥斯曼帝国那雄心勃勃的“伏尔加之梦”最终是辉煌的现实，还是虚幻泡影的终极试金石。战争的胜负天平，将不仅仅由城墙的厚度和枪炮的数量来决定，更将取决于后勤线的耐力、士兵在绝境中的意志、指挥官在瞬息万变战局中的智慧与决断，以及那永远难以预测的、名为“命运”的最终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