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峪伏击战的战报和缴获清单送到团部时，李云龙只是扫了一眼，便放到一旁。他更关注的，是王根生随后送来的一份特殊报告——关于周边各伪军据点士气状态的评估。
“团长，根据我们各情报站反馈，马家驿周扒皮被‘裁决’后，尤其是野狼峪日军增援被全歼的消息传开，伪军中下层军官普遍出现动摇迹象。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咱们的政策，尤其是……‘利刃’下次会找上谁。”王根生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李云龙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冷静得像一个正在评估市场的商人。
“光害怕不行，害怕会让他们抱团，或者更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得让他们看到路，一条比跟着鬼子更‘划算’的路。”他吐出一口烟圈，“老赵，咱们之前那个‘善恶簿’的想法，得升级一下了。”
赵刚推了推眼镜：“你是指，把模糊的善恶评判，变成清晰的利害分析？”
“没错！”李云龙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代表伪军据点的标记，“对这些伪军，尤其是当官的，不能光讲民族大义，那玩意儿对有些人隔靴搔痒。得给他们算一笔明白账：跟着鬼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知道哪天就被咱们‘利刃’点了名，这是风险；偷偷给咱们行个方便，既能保命，说不定还能得点实惠，这是收益。这笔账，只要不傻，都会算。”
在李云龙的直接指导下，一场针对伪军军官的“精准心理战”拉开了序幕。王根生领导的情报网接到了新任务：为所有连级以上伪军军官建立“个人风险与价值档案”。
档案内容远超以往，不仅包括其职务、管辖范围、对日态度（铁杆、摇摆、被迫），更增加了其家庭情况、个人嗜好（贪财？好色？恋权？）、与日军及其他伪军军官的矛盾、甚至其直属部下对其的观感等。基于这些信息，李云龙要求根生团队对每个目标进行初步的“策反难度评级”和“潜在价值评估”。
“我们要找的，不是那些最容易动摇的软柿子，”李云龙在专项会议上强调，“要找那些位置关键、其倒戈能产生最大‘杠杆效应’的，同时策反成本又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人。这叫……投资回报率！”
几天后，一份标注着不同颜色和符号的名单放在了李云龙桌上。他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一个名字上：王家庄据点伪军连长，吴金魁。
“吴金魁，兵痞出身，贪财，对日军顾问阳奉阴违，与相邻据点伪军连长有旧怨。其母亲和妹妹住在县城，算是半个人质。策反难度，中等。潜在价值，高（王家庄据点控制着一段重要运输线）。”李云龙念着档案，嘴角微翘，“就他了。一个典型的，可以‘计算’的对象。”
针对吴金魁的“定制化”策反方案迅速出炉，核心策略是“威逼利诱，消除顾虑”。
威逼（提高其跟随日军的风险成本）： 由王大山的“利刃”小队执行一次“精准展示”。无需杀人，而是在某个夜晚，将一枚刻有“利刃”标记的匕首和一张只写有“吴金魁”三个字的纸条，神不知鬼不觉地钉在他的卧室门框上。这是最直接的死亡预告，强化其不安全感。
利诱（提供其与八路军合作的收益）： 同时，通过内线渠道，向吴金魁传递信息：独立团了解他的处境，并不强求他立刻反正。只要他能在特定时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对八路军的物资运输队放行），或者提供一些无关核心机密但确有价值的情报（例如，日军巡查时间），独立团可以支付“信息费”或“方便费”，甚至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帮助他将家人接出县城。
消除顾虑（降低其背叛的心理门槛）：散布经过加工的消息，暗示日军内部对伪军忠诚度存疑，正准备进行一轮清洗，尤其是针对那些“首鼠两端”的军官。同时，王根生的情报网会巧妙利用吴金魁与相邻据点连长的矛盾，制造一些小事端，加深其“孤岛”心态，让他觉得投靠八路军是更安全的选择。
整个方案，如同一场精心设计的商业谈判，步步为营，直击对方心理弱点和对利益的权衡。
行动当夜，王大山小队如约而至，留下了“标记”，无声地宣告了独立团有能力随时取他性命。第二天清晨，吴金魁发现门框上的匕首和纸条时，脸色煞白，几乎瘫软在地。
恐惧的种子已经种下。紧接着，内线的“说客”登场，带来了独立团的“合作建议”和“报价”。吴金魁陷入了巨大的挣扎。一边是“利刃”冰冷的死亡威胁和日本人可能的不信任，另一边是独立团抛出的橄榄枝和实实在在的大洋。
他试图讨价还价，要求更高的“报酬”和更明确的“安全保障”。
消息传回团部，李云龙嗤笑一声：“告诉中间人，就这个价码。他吴金魁还没资格跟老子坐地起价。给他一天时间考虑。过时不候，后果自负。”他深知，在这种心理博弈中，表现出过度的急切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一天后，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利益诱惑下，吴金魁妥协了。他传递出了第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关于一次小规模日军物资运输的准确时间和路线。
李云龙并没有立刻动用这条情报，而是让王根生多方核实。“第一次合作，可靠性最重要。我们要验证他的‘信用’。”
情报被证实准确无误。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成功截获了部分物资。按照约定，一笔现大洋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吴金魁手中。
拿着沉甸甸的大洋，吴金魁的心情复杂难言，但一种奇异的“合作关系”就此确立。他提供的“方便”开始逐渐增多，从放行零星人员，到对八路军的活动“视而不见”，王家庄据点无形中为独立团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吴金魁的“成功案例”被王根生的情报网小心翼翼地、以各种模糊的方式在其他伪军军官中传播。
“听说老吴最近手头阔绰了不少……”
“王家庄那边好像挺太平，八路从不找他们麻烦……”
“跟独立团做点‘小买卖’，好像也没那么危险……”
恐惧、利益、榜样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主动或被动与独立团接触的伪军军官开始增多。虽然大规模反正尚未发生，但日伪军之间的信任纽带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伪军在执行命令时敷衍了事、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愈发普遍，日军指挥官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来防备“自己人”。
团部里，赵刚看着最新的形势报告，感叹道：“老李，你这套‘成本收益’分析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冷硬，但效果出奇的好。比我们单纯喊口号、发传单，效率高得多。”
李云龙看着地图上那几个已经被标注为“可接触”或“已合作”的伪军据点，淡淡道：“打仗，打的是资源，是人心，更是算计。把这些伪军军官当成生意对象，事情就简单多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跟我们合作，收益大于风险；跟鬼子一条道走到黑，成本高到他们付不起。这把算盘，他们自己会打。”
他转向王根生和王大山：“这套方法，要形成流程。情报评估、目标筛选、方案制定、接触谈判、后续管理，每个环节都要有规矩。以后，这就成为咱们对付伪军的标准操作程序之一。”
王根生和王大山肃然领命。他们明白，团长正在将一种全新的、基于理性计算和心理掌控的作战模式，深植于独立团的战术体系之中。这把剑，不仅斩向敌人的肉体，更开始切割他们的意志和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