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室的门在洛世雄身后关上，发出沉重的声响，将我独自留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里。
面前那份保密协议和补偿协议，像两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指尖发颤。
高得令人咋舌的金额后面，跟着一连串零。
这笔钱足以让我立刻还清房贷，辞掉工作，甚至开始一段全新的、优渥的生活。
代价是：沉默。将黄山别墅里发生的一切，洛怡的偏执、那个装满秘密的行李箱、地下室的恐怖收藏，以及刚刚那段暗示着谋杀的录音，全部烂在肚子里。
洛世雄的话在我耳边回响：“有些事，追究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你还年轻，前途无量……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明白他的意思。在他构筑的金钱与权力的堡垒面前，我个人的证词和那段来路不明的录音，力量微弱得可怜。他完全可以将洛怡彻底塑造成一个因情感受创而精神失常的可怜富家女，阿俊的死是“登山意外”，而我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疯子不受控的臆想和过激行为。如果我坚持追究，不仅可能撼动不了洛家分毫，反而会引火烧身。洛世雄那句“对谁都没有好处”，是提醒，也是警告。
接下来的几天，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洛世雄所引导的那样。
警方召开了简单的通报会，宣布洛怡因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需接受长期治疗，其行为不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关于阿俊，通报中仅以“此前已结案的意外事件”一笔带过。别墅地下室的发现，被模糊地描述为“当事人因精神疾病产生的特殊收藏癖好”。媒体上的报道寥寥无几，即便有，也迅速被其他热点淹没。
我搬回了自己那间略显狭小的公寓。
白天的喧嚣尚能勉强应对，但每当夜深人静，黄山的迷雾便会侵入我的梦境。
洛怡时而甜美时而狰狞的脸、行李箱轮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地下室冰冷的金属台、消防喷头刺骨的冷水、还有那声枪响……这些画面交织缠绕，让我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我变得疑神疑鬼，出门时总觉得有人跟踪，听到一点异响就心惊肉跳。我不敢接近高楼，害怕那种坠落的失控感。甚至看到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孩，都会下意识地绷紧神经。我知道，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理智的分析并不能缓解生理性的恐惧。
我尝试联系过几个之前关系不错的朋友，想倾诉一番，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难道要告诉他们，我被一个病娇富家女绑架，差点成了她的“收藏品”，最后还牵扯出一桩可能的谋杀案？他们大概会以为我在编造离奇的小说情节，或者，同情之余，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一个卷入如此诡异事件的“倒霉蛋”。
更让我不安的是那个寄来U盘的匿名者。他（或她）是谁？是洛世雄的对手，想利用我扳倒他？是洛怡过去的受害者家属，寻求正义？还是洛家内部心怀不满的人？这个人既然能拿到如此关键的录音，其能量和意图都深不可测。我将U盘藏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但每次回家，都会仔细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生怕有人潜入。这个U盘既是可能翻盘的证据，也是一颗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
一天，我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是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画面是黄山云雾。背面只有一行打印的字迹：“沉默，有时是另一种共谋。”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这绝对是那个匿名者！他不仅在提醒我，更像是在拷问我。
我回想起阿俊照片上那张和我有几分相似、却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的脸。
如果阿俊的死真是谋杀，如果洛世雄是幕后黑手，那么我的沉默，是否真的成了帮凶？洛怡固然可怖，但她或许也是她父亲黑暗面滋养出的扭曲果实。
整个事件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全然无辜的。
就在我内心激烈挣扎，几乎要被负罪感吞噬时，洛世雄的律师再次找到了我。
这次，他没有带任何文件，只是“友好”地提醒我，那笔补偿金已经划入我的指定账户，并暗示洛先生很欣赏我的“明智”，希望我“珍惜新的开始”。
临走前，他貌似不经意地提起，洛先生最近投资了一家顶级的心理康复中心，拥有国内最好的心理医生和安保措施，洛怡小姐将在那里得到“妥善”的照顾。
这番话里的意味再明显不过：洛怡已被彻底控制，不会再“打扰”我；同时，洛家也有能力确保我“安静”地生活。这是一种隐形的安抚，更是最后的告诫。
我站在公寓的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
这个世界依旧忙碌而正常，仿佛黄山的一切从未发生。
现在的我，口袋里揣着沾着血污的巨额补偿金，心里埋藏着足以掀起惊涛骇浪的秘密，身后还跟着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匿名影子。
是拿着钱，努力忘记一切，尝试回归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冒着未知的巨大风险，去追寻那个可能永远无法触及的“真相”？
我握紧了拳头，又缓缓松开。
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留下几道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