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第一个玩具，是父亲用旧罐头盒和凸透镜做的望远镜。
那是个笨拙的装置，锡皮边缘甚至有些扎手。但当我把眼睛凑上去，对准被瓦檐切割成方块的夜空时，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镜片那端炸开。原本模糊的光点骤然清晰，有的泛着清冷的蓝白，有的透着温润的黄，像被谁不经意间撒在天鹅绒上的碎钻。父亲粗糙的手指调节着焦距，声音在夏夜的虫鸣里显得格外低沉：“看，那颗最亮的是木星，旁边四个小点是它的月亮。”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星星不只有亮度区别，它们有名字，有家族，甚至有自己的月亮。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攫住了我，七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宇宙尺度，只觉得胸口被某种浩瀚的东西填满，胀得发痛。
从那天起，我家平房的水泥屋顶成了我的专属观测台。我趴在被白昼晒得发烫的水泥板上，捧着那架简陋的望远镜，对照着父亲手绘的星图，一颗一颗地辨认。我认识了带领大熊星座寻找方向的北斗七星，认识了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也认识了那个总爱背着弓箭追逐猎物的猎人奥赖温。
邻居孩子们在玩跳房子、捉迷藏的傍晚，我总是在屋顶上，直到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恼怒。她不能理解我对这些“遥不可及的光点”的痴迷，在她看来，这远不如背诵一首唐诗来得实际。“看那些有什么用？”她常常这样问，而我总是哑口无言。是的，它们不能提高我的数学成绩，不能让我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它们只是在那里，沉默地闪烁。
但我就是无法移开目光。
小学五年级，我用整个暑假捡废品、帮邻居送报纸攒下的钱，在旧货市场换回一架真正的、 albeit 陈旧的双筒望远镜。它的镜片有划痕，调焦旋钮有些松动，但当我用它看向银河时，那片朦胧的光带瞬间分解成无数细碎的星点，像谁打翻了一整瓶银粉。我激动得一夜未眠。
初中，我开始在论坛上活跃。我给自己取名“星尘”，在“天际之城”的天文版块里，我从怯生生地提问，到能准确回答关于星等、赤道仪使用的问题。在那里，没有人问我“看星星有什么用”，我们分享着同一片星空下各自的发现与感动。我认识了Id叫“老猫”的资深爱好者，他教我如何拍摄星轨；还有“巡天者”，他总能精准预测流星雨的最佳观测时机。
高中毕业那年，父亲送我的礼物是一台入门级的天文望远镜。包装盒很沉，他帮我搬到屋顶，沉默地看着我组装。当我终于调好焦距，土星带着它那清晰可见的光环撞入视野时，我忍不住惊呼出声。父亲在我身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好好看。”
那一刻，我明白他是懂的。他或许从未说出口，但他用那个罐头盒望远镜，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无垠宇宙的窗。而母亲，虽然依旧唠叨，却也开始在深夜，为我端上一杯温热的牛奶。
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所有的选择都围绕着“天文学”或“天体物理”。班主任看着我的成绩单，委婉地提醒我这些专业就业面窄。我点点头，然后在那栏里，填上了内心唯一的目标。
我知道，追逐星星的路或许清冷，但当我仰头望向那片深沉的夜幕，看见亿万年前发出的光芒此刻正温柔地落在我眼底时，我便知道，这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那粒在童年夜空中被点燃的星子，早已在我心中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