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深知，要想撬动后者，仅凭一腔热血和一份商业计划书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一把符合规则、足够坚硬的“杠杆”——一份权威的资产评估报告。
通过校团委书记徐华老师的引荐（徐老师一位学生在普华永道上海办事处任职），凌云联系上了这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方听闻是内地一个地级市的国企改制项目，起初兴趣不大，但在凌云承诺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并暗示此事得到市里某位领导关注后，终于答应派出一个精干的小组前来。
十五万元！这笔在当下堪称巨款的评估费，凌云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划了出去。他清楚，这份报告的权威性，将直接决定后续所有谈判的基调。
普华永道的团队效率极高，三名会计师带着助理在市电子厂驻扎了整整一周。他们翻阅着堆积如山的账本，清点着每一台锈迹斑斑的设备，丈量着破败的厂房和荒草丛生的土地，与留守的财务人员、老师傅进行反复核实。他们的专业、严谨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每一个数字都要求有原始凭证支撑。
最终，一份厚达近百页、装帧精美的《市电子厂资产评估报告》摆在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王科长面前。
报告的核心结论冰冷而残酷：
“经本所审慎调查与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市电子厂总资产（包括土地、厂房、设备、存货、应收账款等）市场评估价值为人民币柒佰捌拾万元（￥7,800,000.00）。”
“但，”负责讲解的普华项目经理推了推金丝眼镜，语气毫无波澜，“其经核实的银行债务、拖欠税款、职工工资、各类应付账款，总计为人民币捌佰捌拾万元（￥8,800,000.00）。”
他顿了顿，环视在场众人，吐出最终判决：
“因此，市电子厂净资产评估值为：负壹佰万元（￥-1,000,000.00）。”
负一百万！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个数字被国际顶尖会计师事务所白纸黑字地确认下来时，在场除了普华团队和凌云，其他人的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
国资局的王科长，一个五十岁上下、面色严肃的中年干部，猛地合上了报告副本，手指用力敲打着桌面，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
“荒谬！这评估的是什么？！电子厂那么大一片地皮，就在城郊结合部，未来升值潜力巨大！那些设备，很多都是当年从国外引进的，就算现在老了，拆了卖废铁也不止这个价！还有那些库存原料、半成品，难道一分钱不值？七百万资产？我看一千万都不止！”
他越说越激动，站起身，指着报告：“更离谱的是，这份报告只看到了债务，看到了负资产，它评估了我们电子厂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了吗？评估了‘市电子厂’这个老牌子的无形资产了吗？什么都没有！就凭这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就想把我们一个好好的国营厂子定性为负资产？这字，我没法签！国资局绝不会认可这个结果！”
王科长的反应在凌云意料之中。昨天晚上他把改制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拿给大伯看了之后，大伯就给凌云说了，这个专业的报告，很清晰准确的评估了市电子厂，但是你肯定拿不下这个厂，没人会签字，谁也不敢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办公室内的气氛瞬间凝固。
普华的项目经理面无表情，语气依旧专业而疏离：“王科长，我们的评估是基于市场价值原则和公认的会计准则。地皮价值参考了周边近期工业用地交易案例。设备评估考虑了折旧、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应收账款根据账龄和可收回性计提了坏账准备。至于您提到的技术工人和品牌价值……很抱歉，在现行的评估准则下，它们无法被可靠地货币化计量并纳入净资产评估。”
“无法计量？那是你们的标准有问题！”王科长寸步不让，“我们中国的国情，工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你们外国人不懂！”
眼看谈判要陷入僵局，一直沉默的凌云开口了。他没有直接反驳王科长，而是换了一个角度。
“王科长，您说得对，技术工人，确实是电子厂最宝贵的财富，是无价的。”凌云先肯定了对方的观点，缓和了一下气氛，“普华的报告，是基于国际通行的、保守的财务准则，它为我们划定了谈判的‘地板’，也就是最坏的底线。”
他拿起报告，翻到资产明细部分：“电子厂的核心问题在于债务负担过重，吞噬了所有资产价值。如果我们抛开债务不谈，单看这些设备、地皮，尤其是您提到的技术工人，它们组合在一起，本应是有生产能力的，是有价值的，对吗？”
王科长哼了一声，没有否认。
“那么，”凌云提出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案，“我们是否可以在尊重普华这份报告对有形资产和负债评估的基础上，单独对电子厂的‘熟练技术工人团队’这项特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形资产’进行一个补充估值？”
“补充估值？”王科长皱起眉头。
“是的。”凌云清晰地说道，“我们可以设定，电子厂现有的、经过核实的在册熟练技术工人（以工龄、技术等级为标准），其整体价值评估为一百二十万元。这项价值，是基于他们能立即形成生产力，为我后续接手后恢复生产所提供的核心保障。”
他看向王科长和普华的人：“这样，在最终的收购对价上，电子厂的总价值就可以调整为：普华评估的有形净资产负一百万，加上工人团队价值一百二十万，最终净值为二十万元。”
“我的星火科技，支付这二十万元，作为对国有资产的正式对价，全资收购市电子厂的全部产权并承担所有债务。”
王科长陷入了沉思。这个方案，巧妙地绕开了“国有资产负资产转让”的政治地雷。虽然最终只收回二十万，与历史投入相比是九牛一毛，但至少在账面上，国有资产是以“正”的价值转让出去的，保住了底线。那评估的一百二十万工人价值，虽然虚，但符合“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的政治正确，在汇报时容易说得过去。
普华的代表对视一眼，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认可。这个补充方案不影响他们原有报告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只是交易双方在报告之外达成的商业约定。
良久，王科长缓缓抬起头，看着凌云，眼神复杂：“二十万……凌云同志，你这算盘打得精啊。不过，你这个补充说法，……倒也不是完全说不通。工人，确实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他的语气已经软化。
“但是，”他强调道，“这只是我个人的初步看法。这么大的事，必须要上报局领导班子，甚至可能需要市里主管领导审批。我需要带着你这个……‘工人价值补充评估’的思路回去汇报。”
“理解，这是应该的程序。”凌云知道，最关键的一步已经迈出。
接下来的几天，是一场无声的博弈和层层审批。王科长将凌云的方案带回了国资局，据说是经过了几轮激烈的讨论。有人坚持认为二十万太便宜，有人担忧后续风险，但最终，面对电子厂这个烫手山芋和日益严峻的下岗压力，以及凌云方案中“承担所有债务”、“全员接收安置”的硬承诺，加之那个“二十万”转让价在政治上的安全性，方案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
当凌云从王科长手中接过那份盖着鲜红大印、同意星火科技以二十万元人民币收购市电子厂全部产权的批复文件时，他知道，他拿到了一把打开沉重枷锁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