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是三天后回的。
魏红英的表哥从公安局带回来的消息更多——陈启明来哈尔滨这一周，见过七个人。除了市计委刘副主任，还有工商局的一个科长，铁路货运站的一个调度员，以及四个本地的“中间人”，都是做批文、指标生意的老手。
而广州那边的回复更耐人寻味：广东省粮食局确实有一批东北大豆的采购计划，但采购方不是港商，是广州本地的三家粮油加工厂联合采购，总量三百吨，不是五百吨。手续齐全，但运输已经包给了广东省运输公司，车队上周就出发北上了。
“两份采购计划，一批货？”魏红英看着两份信息，眉头紧锁。
陆子谦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那张陈启明留下的批文复印件，翻来覆去地看。窗外的天色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
“不是一批货。”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是两批。一批是真的三百吨大豆，走正规渠道。另一批是假的五百吨大豆，要用我的车队来运。”
“那他运什么？”
陆子谦没回答。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张中国地图前，手指从哈尔滨一路向南，划过长春、沈阳、山海关，最后停在渤海湾。
“红英，你还记得张麻子说的那些‘私活’吗？往大连港运的‘化工原料’。”
魏红英脸色变了：“你是说……陈启明想用大豆做掩护，运别的东西去港口？”
“不止。”陆子谦的手指又往北移，停在黑河、绥芬河，“还有往北的，‘五金配件’。”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大豆是统购统销物资，运输需要全套手续，检查站查得严。但如果手续齐全，又是市计委打过招呼的‘重点项目’，检查就会松很多。这就是为什么陈启明非要找我来运——我的运输许可证是新的，干净，没有前科。配上正规批文，这趟运输几乎可以畅通无阻。”
“那……那他要运的到底是什么？”
陆子谦走回桌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两行字：
“往南：大连港，出口。”
“往北：黑河\/绥芬河，出境。”
写完后，他把笔一扔：“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复杂的掩护？什么东西值得预付三万运费？什么东西能让深圳的商人、哈尔滨的官员都牵扯进来？”
魏红英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炉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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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陆子谦去了货运站。
八辆车已经检修完毕，整整齐齐停在院子里。赵建国带着司机们在做最后的检查——轮胎气压、机油、水箱、灯光。见陆子谦来了，赵建国小跑过来。
“陆老板，车都弄好了，随时能出车。”
陆子谦点点头，从怀里掏出包烟，递过去一支：“老赵，问你个事。你以前跟张麻子跑车的时候，往大连运过‘化工原料’，那到底是什么？”
赵建国点烟的手顿了顿。
“陆老板，那些活儿……张老板不让说。”
“张麻子现在不是老板了。”陆子谦自己也点上烟，“我现在问你，是因为接下来可能有人要用同样的套路，用我的车、用我的证，去运那些东西。我得知道是什么，才能判断该不该接。”
赵建国抽了口烟，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啥。货都是封好的铁桶，外面写着‘工业润滑油’或者‘树脂原料’。装卸货的时候，对方的人全程盯着，不让我们碰。就是……就是重量有点怪。”
“怎么怪？”
“标着二百公斤的桶，实际重量得有三四百公斤。”赵建国声音更低了，“而且有一次，有个桶在装车时磕破了点皮，漏出来点东西……白色的粉末，不像是化工原料。”
陆子谦心里一沉：“继续。”
“那东西有点……有点甜味。”赵建国回忆着，“当时装卸工用手沾了点想尝尝，被对方的人一巴掌打掉了，说有毒。后来那桶货没装，被单独拉走了。”
白色的粉末。甜味。需要严密封装，重量虚标。
陆子谦在上海滩见过类似的东西。那还是三十年代，法国租界里有些夜总会私下卖的那种“逍遥粉”，用漂亮的锡纸包着，小小一包能卖好几块大洋。
但那是旧社会的事。现在是1987年，新中国。
“往北的呢？”陆子谦问，“往黑河、绥芬河运的‘五金配件’？”
赵建国摇头：“那些我没跑过。听跑过的兄弟说，也是封好的木箱，说是‘机床零件’或者‘汽车配件’。但箱子不大，重量很沉。而且收货方不是正规单位，是……是江对岸的人。”
中苏边境。黑河对面是布拉戈维申斯克，绥芬河对面是波格拉尼奇内。
陆子谦沉默地抽完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老赵，这两天可能有批大豆运输的活儿，量很大。”他看着赵建国，“如果接了，你带队跑。但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装车的时候，每一袋、每一桶、每一箱，都要仔细检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或者重量有问题，马上停工，给我打电话。”陆子谦盯着他的眼睛，“能做到吗？”
赵建国犹豫了一下：“那要是货主不同意检查……”
“那就别装。”陆子谦语气坚决，“车是我的，证是我的，规矩就得按我的来。出了事，是我坐牢，不是你。所以你得帮我看着。”
赵建国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老板，忽然觉得他眼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年轻人的莽撞，也不是商人的精明，而是一种……一种见过大风大浪后的沉稳和决绝。
“明白了，陆老板。”他重重点头，“我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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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运站出来，陆子谦没有回家。
他去了道外的旧货市场，在一个摊位上买了件半旧的军大衣，又买了顶狗皮帽子。穿戴好之后，他走到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投了五分钱硬币，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
“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找老七。”陆子谦压低声音，用的是带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哪个老七？”
“闸北的老七。”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粗哑的男声响起：“谁啊？”
“谦哥。”
电话里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谦……谦哥？你不是……”
“我还活着。”陆子谦简短地说，“现在在哈尔滨。有件事要你帮忙查查。”
“您说！您说！”对方的声音激动起来。
陆子谦快速说了陈启明的情况，深圳的公司，香港的关联企业，还有那批大豆运输的事。
“查查这个陈启明的底，特别是他在香港的生意。还有，最近有没有一批从北边往南运的‘特殊货物’，走大连港出去的。要快。”
“谦哥，这……”对方有些为难，“我现在不在上海了，在广东这边……”
“我知道你在广东。”陆子谦打断他，“你能查。三天，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
他报出魏红英家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断了电话。
走出电话亭时，天上开始飘雪。细碎的雪花落在脸上，冰凉。
陆子谦拉了拉大衣领子，沿着街慢慢走。旧货市场里人来人往，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扛着一台二手电视机走过，屏幕裂了道缝；有人摆摊卖自己打的家具，刨花撒了一地。
这是1987年的哈尔滨，充满生机，也充满混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这里碰撞，旧规矩和新机会在这里交织。
而他，一个从上海滩重生而来的灵魂，被卷进了一张他自己都还没完全看清的网里。
走到市场尽头时，他忽然停下脚步。
街对面，那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停在路边。车窗摇下了一半，陈启明坐在后座，正看着他。
两人隔着飘雪的街道对视。
陈启明抬起手，微笑着挥了挥，像是在打招呼。
陆子谦也笑了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进旁边的小巷。
雪越下越大了。巷子里的积雪还没化，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陆子谦不紧不慢地走着，耳朵却在听着身后的动静。
没有脚步声。没有人跟来。
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盯上了。
走到巷子中段时，他忽然拐进一个院子。这是户独门独院的人家，院子里堆着煤和柴火。陆子谦没敲门，直接绕到屋后，从后墙翻了出去。
墙外是另一条巷子。他快步走出去，在巷口拦了辆拉人的三轮车。
“去工人文化宫。”
三轮车在雪中吱呀吱呀地走着。陆子谦回头看了一眼，巷口空荡荡的，只有雪花在飘。
但他心里的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陈启明为什么会在旧货市场外等他？是巧合，还是跟踪？
如果是跟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出门？还是更早？
陆子谦靠在三轮车的椅背上，闭上眼睛。雪花落在他的脸上，化了，像冰冷的汗。
他需要更多的信息。需要知道陈启明到底在运什么，需要知道那批“大豆”里藏着什么，需要知道这张网有多大，网中央是谁。
而他能做的，只有等。
等广州的回音，等上海老朋友的调查，等那个所谓的“港商代表”露面。
三轮车在雪中前行，驶向工人文化宫的方向。陆子谦睁开眼睛，看着街道两旁渐渐亮起的灯火。
夜幕降临了。
哈尔滨的冬夜，很长，很冷。
而有些东西，就像冰层下的暗流，正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