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的灯笼还挂在院门口，红绸子被风吹得耷拉下来，沾着雪水，像哭丧的孝带。李秀兰揭了三次锅盖，锅里的玉米糊糊热了又凉，最后还是凝在锅底，从年三十到现在，这口锅就没真正热过，柱子没回，连带着家里的烟火气都散了。
军娃蹲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那只缺耳朵的布偶，指尖反复抠着布偶身上的补丁。那是柱子去年捎回的，现在布偶的肚子都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军娃还是不肯撒手。“妈，老陈叔今天会来吗？”孩子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这是他今天第五次问这句话。
李秀兰没吭声，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秀兰，等我”四个字早被指腹磨得发毛，边角卷成了小卷。年前老陈还说“柱子能联系上，就是忙”，可从大年初二开始，不管是去村部打电话，还是托去镇上的人捎信，都没了回音。老陈上周去了趟乡派出所，回来时脸色铁青，只说“矿上那边断了线索，再等等”。
“会来的。”她蹲下身，把军娃冻红的手塞进自己怀里暖着。孩子的手比腊月的冰还凉，指甲缝里还沾着年前贴春联时的红颜料，现在都发黑了。“老陈叔会带爸爸的消息来。”
这话她说了十几天，自己都不信。柱子以前再忙，也会托人捎个口信，哪怕只是“平安”两个字。现在连口信都没了，村里开始有闲话，有人说“柱子是不是在矿上出了事”，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不回来了”。李婶听了就骂“别胡说，柱子不是那样的人”，可骂完了，还是偷偷塞给她一包红糖，说“给军娃补补，孩子最近都没笑过”。
晌午的时候，老陈真的来了。他骑着那辆吱呀响的自行车，车把上没挂任何东西，以前他来，总会给军娃带块糖或者半个馒头。老陈的脸冻得通红，进门就搓着手，半天没敢看李秀兰的眼睛。
“秀兰，”他的声音比风还冷，“我去了趟县公安局，他们说……矿上的案子结了，可柱子没去派出所销案，也没人见过他。有人说他年前就离开矿上了，往南边去了，可没谁知道具体在哪儿。”
军娃手里的布偶“啪嗒”掉在地上，他没捡，只是仰着头看老陈：“陈叔，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他是不是忘了我还等着他堆雪人？”
老陈的喉结滚了滚，蹲下来想摸军娃的头，又缩了回去：“军娃乖，你爸爸没忘，他就是……路上遇到事了，过阵子就回。”
这话骗不了孩子。军娃突然蹲下去，抱着布偶哭起来，哭声闷在布偶里，像小猫被踩了尾巴：“他就是忘了！去年他说陪我堆雪人，今年也没回！他说给我买玩具车，也没买！他就是不要我了！”
李秀兰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掉在军娃的棉帽上，砸出小小的湿痕。她想把孩子抱起来，可胳膊像灌了铅，怎么也抬不动。老陈说的“往南边去了”像根针，扎在她心上，南边那么大，柱子一个人，腿上还有旧伤，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我再去打听。”老陈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灶台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军娃买袋奶粉。我已经托南边的亲戚帮忙找了，有消息就第一时间告诉你。”
李秀兰没接钱，只是点了点头。老陈走后，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军娃的哭声和窗外的风声。她捡起地上的布偶，把磨破的地方拢了拢，想起柱子去年托人捎布偶时，附了张小字条：“军娃长大了，该有个像样的玩具。”现在玩具还在，人却没了消息。
天黑后，军娃哭累了，靠在炕头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布偶的一只耳朵。李秀兰坐在炕边，把给柱子缝的棉裤拿过来，铺在腿上。棉裤的膝盖处缝了两层补丁，她当时想着柱子下地干活磨膝盖，特意做得结实，现在却成了没用的东西。她用指尖摸着补丁，眼泪掉在棉裤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灶房里的玉米糊糊彻底凉了，她没去热。以前柱子在家时，灶房总是暖的，他会在傍晚就把炕烧得热乎乎的，还会给她和军娃烤红薯。现在炕是凉的，灶是冷的，连灯都觉得比以前暗。
她走到院门口，望着村口的路。正月十五的月亮很圆，却冷得发慌，把路照得白花花的，连个脚印都没有。她想起柱子回来的那半宿，他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回来的，身上带着煤渣味，把她搂得很紧。现在这条路空荡荡的，像她的心一样。
“柱子，你到底在哪儿？”她对着空路小声喊，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你要是平安，就捎个信回来，哪怕只是‘好’一个字也行。军娃想你，我也想你，咱们家还等着你来热灶呢。”
没人回答，只有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刀子。她站了很久，直到腿冻得发麻，才慢慢往回走。进屋时，看见军娃翻了个身，小声喊“爸爸”，然后又沉沉睡去。
李秀兰把棉裤叠好，放在炕头最显眼的地方，又把那张纸条塞进棉裤口袋里。她知道，现在说“等”很无力，可除了等，她没别的办法。她得守着这个家，守着军娃，等着柱子的消息，哪怕消息来得晚，哪怕要等很久，她也得等。
月亮透过窗纸照进来，落在棉裤上，亮得晃眼。李秀兰坐在炕边，握着军娃的手，心里默念：柱子，你一定要平安。我和军娃都在等你，等你回来，等这个家，能再有点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