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刚过晌午，李秀兰正在玉米地里薅草，听见村口有人喊她名字。直起腰时，后腰的疼顺着脊椎往上窜，她用袖子擦了把汗，看见同村的老周背着个破行李卷，往这边走。
老周是去年跟柱子一起去山西矿上的，开春时说要回家养病，之后就没了消息。李秀兰心里一紧，扔下手里的草，快步迎上去：“老周，你咋回来了？你见着柱子了没？”
老周的脸黑瘦，颧骨凸着，左胳膊吊在胸前，用布条缠着，走路一瘸一拐。他叹了口气，往田埂上坐，从怀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倒出根烟，却没点燃：“秀兰，我这次回来，就是给你带柱子的消息。”
李秀兰的手攥紧了衣角，指节发白：“他咋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去年冬天，矿上塌方了。” 老周的声音低下来，“柱子当时在掌子面，被砸伤了腿，还碰着了腰。”
李秀兰的腿一下子软了，扶着旁边的玉米杆才没倒：“砸伤了？矿上给治了没？他现在在哪儿？”
“治了，就治了半个月。” 老周吸了口凉气，像是想起当时的事还疼，“矿上的老板说，没签合同，不算正式工，只给了五十块钱，就让柱子自己走。我跟柱子找了矿上好几回，老板要么躲着不见，要么就让保安把我们赶出来。”
“没签合同？” 李秀兰愣了，“去年他走的时候，说矿上给签的，咋会没签？”
“那就是张废纸！” 老周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老板就没给我们正经合同，就写了个条，说每月给三十五块钱，其他啥都没有。出了事，他就不认账，说那条不算数。”
李秀兰的眼泪掉下来，砸在干硬的土上：“那柱子后来咋办了？他咋不捎信回来？”
“他腿伤没好，走不了远路。” 老周接着说，“我跟他在矿上附近找了个破窑住，他想等腿好点，再找老板要说法。可今年开春，我自己也在矿上被矿石砸了胳膊，实在撑不住，只能先回来。走的时候，柱子还在窑里住着，说等拿到钱就回家，让我先跟你说一声，别惦记。”
“拿到钱？咋拿？” 李秀兰的声音发颤，“他腿都伤了，咋跟老板要？”
“咋要？没法要！” 老周叹了口气，“矿上归老板说了算，附近的公社也不管，说这是‘私人买卖’，他们管不着。我们去县里找过，人家说没证据，不受理。那时候哪有啥法律能帮我们？老板有钱有势，我们这些农民，只能认栽。”
李秀兰坐在田埂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柱子走的时候，拍着胸脯说 “放心，我去矿上好好干，挣了钱就回来给你和军娃盖新房”，想起他捎来的那封信，说 “活忙，钱不好挣”，原来他是受了伤，是没脸说，是没力气说。
“他在窑里，吃啥喝啥？” 李秀兰哽咽着问。
“就靠帮人挑水、劈柴换点吃的。” 老周的声音也有点哑，“我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二十块钱，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他腿不好，干不了重活，只能将就着过。”
旁边的玉米叶被风吹得 “沙沙” 响，李秀兰看着地里的玉米，想起自己天天扛着锄头下地，想起军娃天天问 “爸爸啥时候回来”，想起自己攒着的那点钱，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老周，你知道那矿上的地址不？我想去找他。” 李秀兰突然站起来，眼里带着点希望。
老周摇了摇头：“那地方太偏，我怕你找不到。再说，你去了也没用，老板不会认账，柱子也不想让你看见他那个样子。他跟我说，要是我回来，就跟你说他挺好的，让你别担心，等他腿好了就回来。”
李秀兰的希望又灭了，她知道柱子是怕她担心，怕她去了受委屈。农民去城里打工，就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出了事没人管，受了伤没人问，只能自己扛着。
“我知道了。” 李秀兰擦了擦眼泪，慢慢站起来，“谢谢你，老周，还特意来告诉我。”
老周也站起来，拍了拍她的肩膀：“秀兰，你也别太难过。柱子是个硬汉子，肯定能挺过来。要是有啥难处，跟村里说，我们能帮就帮。”
老周走后，李秀兰还站在田埂上。地里的玉米还等着薅草，家里的军娃还等着吃饭，可她却没力气动。她想起柱子受伤的腿，想起他在破窑里的日子，想起那些没人管的苦，眼泪又掉了下来。
她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装着给军娃买作业本的钱，还有老周刚给她的二十块钱 —— 是老周自己攒的，说让她给军娃买点好吃的。她攥着钱，心里默念：柱子，你一定要好好的，一定要等我，等我攒够了钱，就去找你，不管多难，我都要把你接回来。
太阳快落山时，李秀兰才慢慢往家走。她的脚步很沉，心里的苦像块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她知道，柱子的事没那么容易了结，在那个没法律撑腰的年代，他们这些农民，只能靠着一口气撑着，等着，盼着能有个好结果。
回到家，军娃跑过来，拉着她的手：“妈，你咋才回来？我饿了。”
李秀兰蹲下来，摸了摸军娃的头，笑了笑：“妈这就给你煮红薯粥。”
灶膛里的火苗 “噼啪” 跳着，映得她脸发黄。她看着锅里的红薯粥，想起柱子以前最爱喝她煮的粥，眼泪又掉了进去。她知道，不管多难，她都得撑着，为了军娃，为了柱子，为了这个家，她得把日子过下去，等着柱子回来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