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科长翻着材料，眉头越皱越紧。他拿起电话，电话是黑色的手摇式，机身侧面贴着“分机号：302”的标签，他摇了摇手柄，给纺织厂厂长打了过去：“王厂长，你们厂拖欠工人工资的事，督办科已经知道了，限你们三天内把工资发了，不然我们就上报省经委，派人去查你们的账——省经委的李主任是我的老同事，他最讨厌这种‘欺负工人’的事。”
挂了电话，赵科长对江明说：“你做得对，信访局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不管对方是谁——以后遇到这种事，直接来找我，不用跟李科长说。”江明心里松了口气，以为这事终于能解决了。可没想到，下午李科长就找他谈话，办公室里还坐着人事科的张科长，张科长穿件深蓝色的干部服，手里拿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江明的试用期考核表。
“小江，你跟督办科汇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李科长的语气很沉，“王处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你‘年轻气盛，不懂规矩’，不尊重领导——人事科刚才跟我商量，你试用期‘基本合格’，但信访局编制满了，调去‘省属企业调研室’当临时工，月薪30元，没有编制，要是表现好，明年再考虑转正。”
江明愣了愣——调研室是个“清水衙门”，根本没机会接触到上访群众，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旧档案，很多临时工干了几年都没转正，李科长这是故意把他调走，不让他再管工人的事。王大姐听说后，赶紧来找江明，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本“调研材料写作指南”：“这是我以前整理的，你拿着，在调研室也能学到东西——别灰心，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赵科长很欣赏你，以后肯定有机会调回来。”
江明笑了笑：“没事，只要能帮群众办事，临时工也没关系。”他心里明白，自己虽然没被开除，但想在省委转正，难了——官二代和势利眼的领导，不会让他这个“工人家庭的新人”有出头之日。去调研室报到的第一天，他就接到了任务：“整理1983年省属企业的‘职工福利调研数据’，月底前完成。”调研室里有三个老员工，都是“混日子”的，每天上班就是喝茶看报纸，把所有工作都推给江明。
江明没抱怨，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整理数据时，他发现很多企业都存在“拖欠工资”“福利不落实”的问题，比如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了，厂长却说“厂里没钱”，可数据显示“厂长上个月买了辆上海牌轿车，花了1.2万元”；还有食品厂的女工，每月的劳保手套只有2双，根本不够用，车间主任说“厂里资金紧张，只能少发”，可福利支出里却有“给领导买烟酒”的费用，花了800元。江明把这些都记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江蕙英给他买的，封面印着“哈尔滨”的字样，他想以后有机会，再帮这些工人讨公道。
老陈的工资终于发了，他特意来调研室感谢江明，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是他儿子画的画，画的是“一个穿中山装的叔叔，在帮工人要工资”，画的背面还写着“谢谢江叔叔”。江明看着画，心里暖烘烘的——虽然他没转正，没晋升，但能帮老陈这样的普通人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王磊因为挪用公款，被纺织厂撤职了，但他靠着王处长的关系，又去了另一个国营单位当科长，听说还涨了工资，每月能拿60元。李科长还是在信访局当接待科科长，只是再也不敢随便压案了——赵科长跟他说“再发现你压案，就把你调去偏远地区的信访站”。
江明听说后，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无奈——在这个“关系大于规则”的环境里，坏人往往能靠关系逍遥法外，而好人，只能靠自己的坚持，一点点争取公平。他想起父亲常说的话：“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只要不放弃，总能看到亮。”他把老陈儿子的画贴在办公桌前，每次整理档案累了，就看看画，心里又有了力气。
江蕙英的商标注册证终于下来了，红色的封皮，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烫金的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里面写着“商标名称：蕙英；核定使用商品：的确良布料；有效期：1983年12月-1993年12月”，下面盖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章。江蕙英拿着注册证，第一时间去了“诚信布店”，黄老板正在柜台后面跟顾客讨价还价，看见她手里的注册证，脸色瞬间白了。
“黄老板，你卖的仿冒布料，现在我有注册证了，你要么停止销售，要么赔偿我的损失，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法院的张同志是我表哥，他肯定会公正判决。”江蕙英的声音很坚定，周围的顾客都围了过来，有个老太太说：“原来是你在卖仿冒品啊，我上次买的布料也起球，赶紧给我退钱！”黄老板没办法，只能答应“停止销售，赔偿50元损失”，还当着顾客的面把剩下的仿冒布料都剪了——他怕江蕙英真的去告他，到时候不仅要赔钱，布店还得关门。
刘梅听说后，再也没敢来找江蕙英的麻烦。以前刘梅总来布摊附近造谣，说“江蕙英的布料是次品”，现在见江蕙英有了注册证，还跟工商局的人认识，只能躲着走。电机厂的货款，在工会主席的帮助下，也终于要回来了——虽然只给了80%，还有20%没给，工会主席说“厂里资金紧张，只能先给这么多”，江蕙英也没再追究，她知道，能要回80%已经很不容易了，很多个体户给国营单位供货，最后一分钱都要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