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刻，在铁路分局的办公室里，刘主任正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份报告，脸上满是阴沉。报告上写着，于晖从上海回来后，行踪诡秘，还跟一个叫江蕙英的个体户来往密切。刘主任早就看于晖不顺眼了，现在听说他跟个体户来往，心里更是怀疑——他觉得于晖肯定在上海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买卖，他决定，明天就派人去盯着于晖，一旦发现他有异常，就立刻上报，让他丢了工作。
这个念头，像颗毒种子，在刘主任的心里扎了根。而这一切，于晖都不知道，他只是坐在家里，喝着热茶，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满是期待——明天，他要和江蕙英一起去集市看摊位，开启他们的新事业，这又会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也会是他离梦想更近一步的一天。
哈尔滨的晨光刚漫过红砖楼的屋顶，于晖就已经把煤炉生得旺旺的。铁皮烟囱里冒出的青烟裹着寒气，在窗玻璃上凝了层薄霜，他用手指擦了擦霜花，能看见楼下煤堆旁，江蕙英正拎着藤编筐往这边走——浅粉色碎花棉袄在灰蒙蒙的家属院里格外显眼，鹅黄色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像朵落在雪地里的迎春花。
“昨晚没冻着吧？”于晖打开门，接过江蕙英手里的筐，里面除了要卖的电子表、计算器，还多了两个白面馒头，“我妈早上蒸的，热乎着呢，路上吃。”江蕙英说着，从兜里掏出块叠得整齐的粗布巾，铺在筐底，小心翼翼地把电子表摆上去——银色表盘在晨光下亮闪闪的，她特意把带红灯的那几块放在最前面，“昨天问了我爸，说道里集市早上人最多，咱们得赶早去占个好位置。”
于晖点点头，把帆布包里剩下的录音机零件藏进棉袄内袋——这东西怕碰，更怕被人认出来是“进口货”，得贴身带着。他锁上门时，手指又摸了摸腰间的钥匙串，那上面挂着父亲留下的小铜铃，是当年父亲在铁路信号班时用的，现在成了他的习惯，每次出门都要确认钥匙在不在。楼道里的白菜堆结了层薄冰，他走在前面，帮江蕙英把挡路的煤块挪开，“这楼太旧了，冬天漏风，等下次赚了钱，我想把窗户缝糊上。”
“我爸会糊窗户，到时候让他来帮你！”江蕙英跟在后面，脚步声在楼道里“哒哒”响，像轻快的鼓点。她比于晖矮半个头，走快了会有点喘，却始终把藤编筐护在怀里，生怕里面的电子表被碰坏。
出了家属院，街上的风更冷了，呼在脸上像小刀子。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计划生育”的标语，红油漆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卖烤红薯的大爷推着铁皮炉，“红薯哎——热乎的红薯哎——”的吆喝声裹着甜香飘过来，不少上班的工人停下脚步，掏两毛钱买一块，揣在怀里暖手。于晖看见有个穿蓝色工装的师傅，棉袄袖口磨破了边，却还是把红薯掰了一半给身边的孩子，孩子捧着红薯，笑得眼睛都眯了——这就是八十年代哈尔滨的早晨，普通工人的日子不算富裕，却总透着股热乎劲儿。
“往这边走，道里集市就在前面！”江蕙英指着前面的路口，那里已经聚了不少人，有挑着菜筐的农民，有背着布包的小贩，还有穿着棉鞋、裹着围巾的家庭妇女，一个个都往集市口挤。于晖赶紧跟上，伸手帮江蕙英扶了扶筐，“小心点，别被人撞着。”
道里集市比他们想的还热闹。入口处搭着个木头牌坊，上面写着“繁荣市场，方便群众”八个红漆字，被风吹得有点褪色。里面的摊位挨挨挤挤，卖白菜的摊位前堆着小山似的白菜，几分钱一斤；卖衣服的摊位挂着的确良衬衫、灯芯绒裤子，喇叭裤最显眼，摊主拿着尺子，大声吆喝“上海最新款！十块钱一条！”；还有修鞋的、配钥匙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热气腾腾的。
“那边有个空位置！”江蕙英眼睛一亮，拉着于晖往集市中间走，那是个靠墙的角落，旁边是卖袜子的大妈，“大妈，我们能在这儿摆个摊不？”江蕙英笑着递过去个苹果——这是她从家里带来的，专门用来跟邻摊处好关系。大妈接过苹果，瞅了眼筐里的电子表，“哟，这是啥新鲜玩意儿？以前没见过啊。”
“是上海来的电子表，能亮灯，还准！”江蕙英说着，拿起一块电子表，按了下按钮，红色的数字瞬间亮起来，“您看，晚上都能看清时间，比机械表轻便多了。”大妈凑过来看，眼睛都直了，“这么好的东西，卖多少钱？”
“二十块一块，要是您要，十八块给您！”江蕙英的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见。立刻就有个穿灰色夹克的年轻人凑过来，他是附近工厂的工人，手腕上戴着块旧机械表，表带都磨亮了，“这表真能走准？我上次买的机械表，没几天就慢了。”
于晖站在旁边，没说话，只是帮江蕙英把计算器拿出来，放在筐边——他怕自己开口会被人认出来是铁路的，毕竟道里集市离铁路分局不远，万一遇到同事就麻烦了。他看着江蕙英跟年轻人解释，心里有点佩服：这姑娘平时看着文静，一说起买卖来却头头是道，她会把电子表的表带调松，让年轻人试戴，会说“您先戴着，要是走不准，明天来找我，我给您换”，还会顺便提一嘴“我们还有计算器，算账特别快，您在工厂记账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