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蕙英眼睛一亮——计算器在1983年的哈尔滨还是稀罕物，学校、机关、银行都需要，要是能拿到货，不仅能赚一笔，还能跟这些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她赶紧让王建国回电话：“订！20台都订，让老吴走铁路货运，运费咱们出，只要能尽快到货。”她从账本里翻出“资金规划”那页，上面记着“现有存款5800元，订计算器花1600元，剩下4200元留着冬天囤白菜和萝卜”，心里盘算着：等计算器卖完，就能凑够钱把小院的东房修了，改成存货的仓库，以后货多了也有地方放。
刚挂了电话，巷口的馒头铺老板跑过来，喘着气说：“蕙英丫头，刘主任刚才带着工商的小周过去了，好像要去分局找局长，嘴里还念叨着‘不能让于晖那小子得逞’，你要不要去看看？”
江蕙英心里一紧，却很快定了神——于晖手里有铁证，局长又是个讲规矩的人，刘主任就算去捣乱，也掀不起大浪。她对馒头铺老板说：“谢谢您告诉我，没事，于晖那边有准备，我这儿得赶紧把货运单送过去，别耽误了下午装车。”她把合同和货运单塞进布兜，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比起担心刘主任的捣乱，把眼前的生意做稳，才是最实在的事。
哈尔滨铁路分局的办公楼走廊里，刘主任攥着个黑信封，里面装着300块钱——这是他昨天从儿子的彩礼钱里抠出来的，想用来贿赂局长秘书，让秘书把于晖的材料压下来。他刚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就看见秘书从里面出来，赶紧迎上去，脸上堆着笑：“小王，忙着呢？这点心意，你拿着买包烟抽。”
秘书皱着眉，把他的手推回去：“刘主任，您这是干什么？局长刚交代了，今天要见小于（于晖），专门看他父亲的案子材料，您要是有事儿，直接跟局长说，别跟我来这套。”说完，转身就走，留下刘主任僵在原地，手里的黑信封像块烫山芋。
“不行，不能让于晖见到局长！”刘主任把信封塞进怀里，快步往后勤科跑，心里盘算着：他记得于大海的乘警档案还在老档案室，要是能把“立三等功”那页撕了，再在事故记录上添几笔“于大海曾因失职被警告”，就能让局长觉得于大海“本身就有问题”，说不定就不信于晖的话了。
老档案室在办公楼的地下室，潮湿得很，门用的是旧挂锁。刘主任掏出备用钥匙（当年管档案时偷偷配的），哆哆嗦嗦地打开门，里面堆满了泛黄的档案盒，灰尘呛得他直咳嗽。他按记忆找到“乘警档案1965-1975”的盒子，翻出于大海的档案，果然有张“三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1972年“抓小偷有功”的表彰记录。
“就是这个！”刘主任掏出美工刀，刚要往下撕，就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李科长，手里还拿着个笔记本：“老刘，你在这儿干什么？局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刘主任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档案塞回盒子，把美工刀藏在身后：“我……我来翻点旧材料，看看后勤科当年的经费记录。”
李科长走过来，眼神落在档案盒上：“翻经费记录？怎么翻到乘警档案来了？”他伸手拿起档案盒，打开一看，于大海的档案散在里面，还有张被美工刀划了道印子的奖状复印件。李科长的脸沉了下来：“老刘，你是不是想篡改档案？于晖马上就要来递材料了，你还敢搞小动作！”
刘主任慌了，想把档案盒抢过来，却被李科长按住：“你别碰！这档案我得交给局长，你跟我去办公室，把当年的事说清楚！”
刘主任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偷摸改档案，居然被李科长抓了个现行，这下不仅翻不了案，连自己的乌纱帽都要保不住了。
局长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落在红木办公桌上，局长（50多岁，穿着中山装，戴着老花镜）正翻看着于晖递过来的蓝色文件夹，手指在母亲的信上慢慢划过，眉头越皱越紧。
“局长，这是我母亲1978年写的最后一封信，里面说我父亲出事前，就发现3号道岔设备老化，上报刘主任后被拒；这是我父亲的乘警证和信号工工作证，能证明他1965年当乘警，1975年因腿伤调岗，不是一直是信号工；这是老郑的证言，他当年跟我父亲一起检查设备，亲眼看见刘主任的‘暂缓’批示。”于晖站在桌前，声音虽有点抖，却很坚定，“我父亲一辈子都在守护铁路安全，当乘警时抓小偷，当信号工时查设备，怎么可能‘操作失误’？刘主任当年肯定篡改了档案！”
局长放下信纸，拿起刘主任的“暂缓”批示复印件，又翻出档案局存档的1978年事故记录——上面果然写着“于大海操作失误导致事故”，但签名处的“刘主任”三个字，和批示上的字迹完全一致。他叹了口气，对旁边的秘书说：“把李科长叫来，还有刘主任，让他们马上过来。”
没一会儿，李科长就带着刘主任进来了，刘主任的脸白得像纸，不敢看局长的眼睛。李科长把从档案室找到的于大海档案盒放在桌上：“局长，刘主任刚才在老档案室，想撕毁于大海的三等功奖状，还想用美工刀篡改档案，被我抓了现行。”
局长拿起档案盒里的奖状复印件，上面的刀痕清晰可见，又看了看于晖递来的证据，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刘建国（刘主任的名字），你说说，1978年于大海上报设备老化，你为什么批‘暂缓’？事故后为什么篡改档案？现在还想撕毁证据，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