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猴子没碰那本日志。
他盯着“大嘴”两个字看了很久，手指在桌沿蜷了又松，最后只说了句：“它签了，就得认。”
我没敢问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从那一刻起，猴子不再只是怕了——他是认了，认这事逃不掉。
他转身去了库房，翻出一袋滑石粉，一声不吭地倒进盆里，拎回值班室。
天刚亮，他把整个屋子的地都撒了一遍，薄得像霜，连井口那条青石板缝都没放过。
然后关灯，拉闸，说今晚谁也别开灯。
“要是有东西走，它会留下痕迹。”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是滑石粉。
他说：“影子踩过的地方，灰会陷下去。它现在还怕实的东西，不敢浮在上面。”
那一夜，我们三个——我、凡子、韩小川，轮流守着。
猴子靠墙坐着，眼一直睁着，像两口干井。
没人说话。
灯一整晚都没开。
天刚蒙，光从窗缝爬进来。
猴子第一个起身，蹲在地上看。
滑石粉上，清清楚楚两行脚印。
一行是他的，昨夜来回踱步留下的，鞋底纹都辨得出来。
另一行，赤足。
脚趾细小，脚弓窄，脚后跟微微内翻——是个孩子的脚印。
最瘆人的是，那串脚印不是随便走的。
它从日志桌开始，一步一步，全都踩在他昨天走过的影子上。
就像有人贴着他的影子在走，分毫不差。
井口那边，脚印停了。
再往前，粉被踩乱，像是蹲下过，又像是……跪过。
韩小川咽了口唾沫：“这玩意儿……会记路？”
凡子蹲下，用手机拍了段视频，放大看，忽然说：“你看它脚尖朝向。”
我们凑过去。
那串脚印的最后一对，脚尖不是朝井里，是朝值班室门内——正对着猴子睡觉的位置。
“它知道你在哪儿。”凡子低声说。
猴子没说话，只是把滑石粉全扫了，重新铺了一层。
这次加了点石灰，说是为了显影更清。
当天下午，凡子提了个主意：光。
“影子靠暗成形，只要有足够强的光，它就立不住。”他说得冷静，像在分析一场设备故障。
韩小川是工地的，认识电工，当晚就拉来四盏探照灯，装在走廊两端和屋顶，定时开启，每两小时一轮，光强照得人睁不开眼。
第一夜，平安。
地上没印，监控也没拍到异常。我们都松了口气，以为真压住了。
可第二夜，灯全灭了。
不是跳闸，也不是线路问题。
电表正常，开关完好，灯就是不亮。
监控回放显示，夜里两点十七分，四盏灯同时熄灭，持续三十七分钟，然后自动恢复。
我们去看地面。
滑石粉上，又是一串赤足印。
但这次不一样。
印痕比前一晚深，轮廓更实，而且……高。
我拿尺量了，从脚后跟到头顶投影位置，足足比猴子的影子高出半寸。
“它在长。”凡子说。
猴子盯着那印子，忽然笑了下：“它在学我。”
第三天，陈哑婆来了。
她是土凹村的老守墓人，一辈子和坟打交道，话不多，但手从不抖。
她背着个布包，进门没看我们，只低头看地。
她在门口蹲下，抓一把炭灰，混着点白粉——后来凡子说是小孩烧过的骨灰——开始画圈。
一圈套一圈，像蛛网，又像锁链。
中间嵌着几个歪扭的字，我不认识，但看着就沉。
“影缚阵。”她说，“今晚，谁也别出门。”
猴子点头，坐在阵内，像被圈住的猎物。
那夜，我们全在屋里守着。
凌晨一点多，井口方向传来窸窣声。
我贴着门缝看。
那赤足印又来了，停在阵外。
然后，它慢慢蹲下。
伸出手指，在炭灰上划。
一笔，一划，写得极慢，像在刻。
写完，它抬头，明明没脸，我却觉得它在看我们。
“你欠我一个名字。”它写的。
凡子立刻拍照。我们围过去看。
照片放大，“欠”字少了一撇——和日志本上“大嘴”签的“嘴”字一模一样，那个钩，那个错，分毫不差。
“是大嘴当年写错的习惯。”凡子声音发紧，“这字……不是随便写的。”
猴子盯着照片，忽然说：“它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那天，李小满来办手续，大嘴嫌麻烦，没写全名，只写了‘李小’两个字，说‘小孩没名，随便填个’。”
“后来呢？”
“后来……那孩子死在运尸车上，脸泡在水里，没人认领。火化单上，名字还是‘李小’。”
屋里静得能听见灰落的声音。
猴子抬头，看着我们，眼神很空：“它要名字。可名字一给，它就真了。”
我们没人接话。
第二天一早，村口来了个骑摩托的少年，送来一封信。
信封黄旧，边角磨损，像是翻过山、趟过河才到这儿。
收件人写着“猴子亲启”。
没有寄信人。
凡子拆开，只有一张纸，几行墨字，笔迹潦草却有力：
“影非鬼，乃名之寄身。若其已成形，杀之则主魂裂；若放之，则契永续。”黄师傅那封信来得蹊跷，骑摩托的少年连脸都没露，丢下信就走。
我接过信封时，指尖触到一股潮气，像是被山里的雾浸过很久。
凡子拆开读完，脸色变了，不是怕，是那种知道事情已经滑出掌控的冷。
“影非鬼，乃名之寄身。”他念了一遍，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什么。
我们三人围在桌边，灯开着，屋里亮得刺眼，可我还是觉得后颈发凉。
猴子坐在角落，一直没说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节奏很慢，像在数心跳。
他听完信的内容，忽然站起来，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外走。
“去哪儿？”凡子问。
“停尸房。”他头也没回。
我和凡子对视一眼，跟了上去。
韩小川想拦，被凡子按住：“让他去。这事，他扛得最久。”
停尸房在殡仪馆最西头，常年不开门，冷气从门缝里渗出来，连夏天都带着腥铁味。
猴子推门进去时，铁门吱呀一声，像骨头在磨。
他没开灯，借着手电的光往里走，直奔最角落那个旧工具柜。
柜子锈了，锁早坏了，他一拽就开。
里面堆着些破布、手套、生锈的推车零件。
他蹲下，伸手往最深处掏，摸出一块巴掌大的塑料工牌。
边缘裂了，表面划痕密布，但上面的照片还能认——大嘴年轻时的样子，眼神浑浊，嘴角往下耷拉。
正面写着“运尸工 大嘴”，背面用刀刻了三个字：陈建国。
我猛地想起那天猴子盯着日志本上“大嘴”签名时的样子。
原来他早知道这不是真名。
猴子捏着工牌，站在冷库里，一动不动。
手电光落在他脸上，半明半暗。
过了很久，他低声说：“名字是根线。人死了，线断了，魂就散了。可要是没人给个真名，魂就挂在旧名字上，走不了。”
他顿了顿，又说：“可要是有人一直用假名叫他……那这假名，就成了锚。”
我没吭声。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晚，猴子带着工牌去了井口。
我们谁都没拦。
他蹲在井沿三步远的地方，用铁锹挖了个浅坑，把工牌放进去，土盖上，拍实。
然后低声说：“陈建国，轮班结束了。”
声音很轻，像交代后事。
那一夜，探照灯照得整个院子发白，炭灰阵还在，陈哑婆走前没让动。
我们守在值班室，谁也不敢睡。
凌晨两点十七分，灯又灭了——还是四盏同时，电表正常，开关完好。
我冲到门口，扒着门缝往外看。
滑石粉地面在月光下泛着灰白。
那串赤足印又来了，从日志桌方向起，一步步走来。
可走到井口，它停了。
然后，它转了向。
脚尖不再对着值班室门，而是慢慢转向，正正地，对准了井口那个埋着工牌的位置。
它蹲下，手指在粉地上划了两下，像在摸那块土。
接着，它坐了下去，背对着我们，像在等什么人。
我回头看向猴子。他站在屋中央，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下去。
“它不找我了。”他喃喃道。
第二天一早，猴子挖开工牌埋的地方。
土是湿的，像是夜里有人泼过水。
工牌还在，塑料壳没裂，字也没模糊，连背面的刻痕都清晰如初。
可当我们把工牌拿出来，再看地面——
那串脚印，昨夜留下的，清清楚楚，转向了。
不再是贴着猴子的影子走，而是从日志桌出发，绕了个弧，最终停在井口，面朝土坑。
像在等下一个签名。
猴子把工牌揣进兜里，一句话没说，回了值班室。
他坐在桌前，盯着墙上的旧日志本，眼神空得吓人。
凡子默默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最下层抽屉，翻出一本发黄的入职登记册。
他低头翻页，纸页发出脆响。
我看见猴子的视线慢慢移过去，落在凡子手上。
那一页，写着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