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我蜷在被子里，指尖反复摩挲着床头那张褪色的照片——他站在马丘比丘的断壁残垣前，笑得像个孩子。床头柜上还放着那张皱巴巴的秘鲁地图，红色水笔圈住的马丘比丘早已模糊不清，却被我摸得发亮。
门被轻轻推开，是妹妹。她端着粥进来，脚步放得很轻，像怕惊扰什么。姐，喝点粥吧。我没回头，声音从被子里闷闷传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说好要一起去马丘比丘的。妹妹的脚步顿了顿，我听见瓷勺碰撞碗沿的轻响。姐，阿哲已经走了三年了。
你骗人。我猛地坐起来，盯着她，你们都在骗我。他只是去考察了，很快就回来。我们还要一家团圆，像小时候那样，妈妈做红烧肉，爸爸给我们讲故事......妹妹的眼圈红了，她把粥放在床头柜上，后退了一步，像被烫到一样。姐，我下午还要上班......
上班？我抓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连自己都吓一跳，你们都不管我了是吗？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马丘比丘的机票我都看好了，你陪我去好不好？你只要陪我去，我就不闹了......妹妹用力挣脱开，手腕上已经红了一圈。她没说话，转身快步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我听见她在门外压抑的哭声，还有妈妈低声的劝慰。可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他们都要离开我，就像阿哲一样。我重新躺下，把脸埋进枕头，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气息。马丘比丘的轮廓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阳光穿过云层，照在古老的石墙上，他牵着我的手，笑着说：我们回家。
眼泪浸湿了枕头，我却不知道。我只是紧紧攥着那张照片，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都害怕我，可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一切，有错吗？老巷深处的银杏又落了一层。张婆婆坐在青石板门槛上，手里攥着条枣红色围巾，毛线磨得发亮，边角起了球。她总说这是阿明临走前围过的，要等他回来接着戴。
阳光斜斜切过巷口，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钉在地上的桩。邻居王婶端着菜篮子路过，喊她：“婆婆，进屋吧，风凉。”她没应，眼睛望着巷口那棵老槐树，树干上还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明”字，是五十年前阿明拿小刀划的。那年他说去南方打工，开春就回，她在这儿送他，围巾就是那天围在他脖子上的。
后来巷子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送信的邮差从自行车换成电动车，再后来连信都少了。有人说阿明在南方成了家，有人说他早不在了，王婶偷偷把打听到的消息塞给她，她却把纸条揉了，颤巍巍地说：“你们不懂，他会回来的，围巾还在这儿呢。”
她还是每天坐在这里等。清晨扫开门前的落叶，傍晚把围巾叠好放进樟木箱，夜里听见巷口有脚步声，总要披衣出来看，月光把她的白发照得像团雾。有回起大风，围巾从手里飞出去，她追着跑了半条巷，绊倒在石板上，膝盖磕出青，爬起来抱着围巾哭，说阿明要是回来找不到围巾，该多着急。
此刻风卷着银杏叶飘过她脚边，她忽然直起身子，把围巾往脖子上绕了绕——不是给自己围，是虚虚拢着，像对面站着个人。“阿明你看，围巾还暖和，”她轻声说，声音颤得像风中的蛛丝，“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看这天，又该冷了……”
巷口的老槐树沙沙响，像谁在叹气。落叶打着旋儿落在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来，夹进那本泛黄的相册里，相册的第一页，是阿明二十岁的黑白照片，穿着蓝布工装，笑得露出白牙。她用指腹摩挲着照片上的脸，喃喃道：“再等等，就快了……”
阳光慢慢沉到屋檐后面，巷子里暗下来。她还坐在那儿，像一截被时光遗忘的旧木头，守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