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定鼎开封的景象清晰呈现，顿时在万朝时空引发了迥异的反应。
秦，咸阳宫。
嬴政目光如炬，冷哼道。
“欺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何其伪也！若在朕时，此等军将，早已坑之！”
他对赵匡胤兵变夺权的方式极为不屑。
唐，太极殿。
李世民则沉吟片刻，对房玄龄道。
“虽行禅代之名，实赖兵威，然其能约束军纪，不惊都邑，不戮旧臣，较之五代乱世，已显仁德，且观其后效。”
他对赵匡胤的克制态度略有赞许。
汉，未央宫。
刘彻抚掌而笑。
“此子深知权谋三昧！‘点检作天子’木牌，与朕当年‘大横庚庚’之兆，何其相似！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何须拘泥小节？能安天下者，便是真命！”
他更欣赏其手段与结果。
明，紫禁城。
朱元璋目光炯炯地看着天榜画卷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一幕，抚掌赞叹，转头对侍立在旁的太子朱标道。
标儿，你仔细看！这赵匡胤，真乃深谙御下之道的明白人！
他指着画卷中与将领们举杯共饮的场景。
他自己从行伍起家，最清楚武将的心思，登基后不杀功臣，仅凭一席酒宴便收尽兵权，既全了君臣之义，又解了心头大患，这般手腕，这般胸襟，比汉高祖诛韩信、彭越不知高明多少！
登基之初，赵匡胤面临的局势绝非高枕无忧。
后周旧臣虽表面归附，内心未必全然顺服，尤其是那些与他资历、战功相仿的节镇大将，以及一些忠于周室的力量。
首当其冲的便是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建隆元年四月，驻守潞州的李筠联合北汉，起兵反宋。
赵匡胤采纳枢密使吴延祚之策，命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率前军进讨，并下诏削夺李筠官爵。
为确保万全，他随后又命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彭德军节度使王全斌由东路会击，并听取赵普之言，于闰五月亲征，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抵达战场，大败李筠于泽州南，李筠自焚而死，潞州遂平。
几乎与此同时，淮南李重进在扬州举兵，赵匡胤再命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为副，李处耘为都监，宋延渥为都排阵使，率禁军讨伐。
鉴于李重进“孤军无援”，他未再亲征，但战事仍显紧迫，直至十一月，石守信等奏破扬州城，李重进尽室自焚，南方初定。
此二李之乱的迅速平定，固然彰显了新朝的军事实力与赵匡胤的果决，却也如警钟般提醒他，方镇悍将拥兵自重，始终是帝国心脏地带的一把利刃。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自唐中叶以来武人跋扈、藩镇割据的痼疾，确保赵宋政权不致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成为萦绕在他心头最迫切的问题。
他时常与心腹谋士赵普商议。
一日深夜，他召赵普入宫，问道。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赵普精辟地指出。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此言正中赵匡胤下怀，一个宏大而精巧的收权计划开始在他心中酝酿。
建隆二年，他以防备契丹为名，诏令各州“选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将地方精锐尽数抽调至中央禁军，使藩镇再无抗衡朝廷的资本，此即“收其精兵”。
同时，他于各州设置通判，分割节度使权力；又设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除度支经费外，悉数输送京师，此即“制其钱谷”、“稍夺其权”。
然而，这些措施主要针对未来的地方藩镇，对于当前朝中那些曾与他称兄道弟、手握重兵的禁军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又该如何处置？
他们虽在陈桥兵变中拥立有功，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效仿者？赵匡胤不愿像汉高祖那样大杀功臣，他寻求一种更体面、更缓和的方式。
机会终于到来。
一日晚朝后，他留下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饮酒。
酒酣耳热之际，太祖屏退左右，喟然叹道。
“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敢安枕卧也。”
石守信等人惊问其故，他直言不讳：“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众将听后皆顿首涕泣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赵匡胤却道：“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欲富贵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这番推心置腹又暗藏机锋的话语，令石守信等人“皆顿首涕泣”，请教生路。
赵匡胤便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翌日，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皆称疾，乞罢典兵。
赵匡胤欣然应允，皆授以节度使散官，赏赉甚厚，并与之联姻。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杯酒释兵权”。
此举不费刀兵，不着痕迹地解除了开国功臣的军权，彻底杜绝了禁军统帅发动政变的可能，堪称政治史上的杰作。
此后，赵匡胤进一步改革军事制度，确立枢密院掌发兵之权，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兵，率臣领兵作战的“三权分立”体制，使兵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
同时，他大力推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进一步防范武将形成私人势力。
在中央，他着手分割宰相权力，设枢密院分其军权，设三司使（计相）分其财权，并提高御史台、谏院地位，以监察百官。
经过这一系列堪称教科书般的集权操作，赵匡胤初步稳固了内部统治，为接下来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然而，这“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其长远影响究竟如何，此刻尚无人能完全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