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军，正在为中条山战役，进行着周密部署的时候；
就在中条山的国军，正沉浸在腐败与麻痹之中的时候，
在中国的另一片战场上，一场由“自己人”导演的悲剧，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一月，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了早已埋伏在此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蓄意围攻。
军长叶挺，在弹尽粮绝之后，下山谈判，被无理扣押。
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惨遭叛徒杀害。
九千名，本该是驰骋在抗日疆场的健儿，最终，大部分都倒在了“友军”的枪口之下。
这，是一道血淋淋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它，将国共两党之间，那层本已薄如蝉翼的“合作抗日”的信任彻底撕碎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而就在这片血色，尚未干涸的时候，日军对中条山发动了总攻。
于是，一幕极其诡异的、充满了算计的政治大戏，上演了。
在重庆，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和中央军的节节败退，蒋介石，想起了那支，曾在百团大战中，让他心惊胆战的八路军。
五月五日，他，亲自下令，让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去“面询”周恩来。
他用的是典型的“激将法”。
刘为章，对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质问：
“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
你看，这话说得，多么阴险。
这根本不是求援，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石二鸟”之计：
中共如果出兵，正好可以和日军，在晋南拼个两败俱伤，极大地消耗在百团大战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的实力。
中共如果不出兵，则正好可以坐实他们“游而不击”、“与日妥协”的罪名，从政治上，彻底搞臭他们。
这就是来自重庆的“将军”。
而在延安，那间熟悉的窑洞里，教员，在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后，立刻，就识破了蒋介石的这套把戏。
他知道这是一场在刀尖上的舞蹈。
退一步，就会在政治上，陷入巨大的被动。
进一步，则可能在军事上，落入对方的圈套。
他决定反将一军。
五月八日，他亲自起草了给周恩来的复电。
在这份电报里，他展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
首先，在政治上，唱高调。他要求周恩来，立刻答复国民党：“当然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并要高举“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旗帜。
其次，在实际上，提条件。他要求，趁此机会，向国民党，提出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停止反共等一系列要求。
最后，在军事上，划红线。他明确指示彭老总：“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你看这就是来自窑洞里的“反将”。
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怎么打，在哪里打，打到什么程度，主动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紧接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报纸上的战争”，也打响了。
国民党方面，授意《大公报》等中间派报纸，发表社论，“呼吁”中共出兵。
周恩来，则立刻致函《大公报》，列举事实，驳斥谣言，并明确指出：“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
《新华日报》则更是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将矛头直指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
这场激烈的舆论战，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在抗日的大旗下，双方争夺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民心的向背。
一条战线，在这一刻被清晰地，分裂成了两个，甚至多个，同床异梦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