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平的学生们,用他们年轻的胸膛,撞向日寇与军警冰冷的水龙头时;就在天津的民族企业家们,为日本人的经济绞杀而哀叹时。在中国的南方,江西,那片湿热的红土地上,另一群中国人,正在经历着一场更为惨烈的、关乎生死的血战。
这,就是蒋介石的账本上,那笔比对付日本人更重要的“内债”——第五次“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下了血本。他动用了一百万大军,修筑了上万座碉堡,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铁丝网。战术上,他听从了德国顾问的建议,不再贪功冒进,而是采取了最笨,也最有效的“堡垒推进”战术。
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在对付一片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他不直接去割,而是从四周开始,一寸一寸地挖沟、砌墙,断绝野草的水源和阳光,把它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地压缩,直到最后,让它在自己的土地上,活活-枯死。
而此时,红军内部,却犯了致命的错误。正确的游击战术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用自己装备低劣的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精心构筑的碉堡火网。
结果,可想而知。
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惨重。
……
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被突破,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被蚕食。曾经充满希望的中央苏区,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令人窒-息。
一九三四年十月,秋风萧瑟。中央红军,这支衣衫褴褛、由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军队,再也无法在江西立足了。
他们,被迫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
这个转移,在后来,有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长征。
但在当时,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它不叫“长征”,它叫“突围”。
一个叫陈石的年轻红军战士,才十七岁,是个瑞金本地的客家少年。他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给他家分了田。他不懂什么主义,只知道,这支军队,是让他能吃饱饭的军队。
出发的那个夜晚,没有动员大会,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一切都在沉默和压抑中进行。他跟着部队,在潮湿的夜雾中,默默地走着。脚下,是熟悉的红土地;身后是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腿了。
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长官们只说,去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可哪里是新的根据地?没有人知道。
在他们的身后,是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他们的头顶,是国民党的侦察机,像秃鹫一样盘旋。
他们的西去,就像一轮正在沉入地平线的、疲惫的残阳,前路,是无尽的黑暗。
血战湘江。
这是他们突围后,遭遇的第一场惨战。为了渡过这条江,几万名红军战士,倒在了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之下。
陈石亲眼看见,江水,被染成了红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是在过江,而是在过一条由鲜血和尸体铺成的河。他身边的一个同乡,胸口中了一枪,倒下去的时候,还死死地拽着他的裤腿,嘴里喃喃着:“回家……带我……回家……”
陈石拖着他,游过了江。可等他爬上岸,才发现,怀里的同乡,早已没了气息。
过了湘江,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三万余人。
巨大的失败,和惨重的牺牲,让一种迷茫和绝望的情绪,在队伍里蔓延。
陈石开始怀疑,他们,真的能走到那个“新的根据地”吗?或者,这个根据地,真的存在吗?
然而,这支军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
他们,可以在军事上,被打得丢盔卸甲;他们,可以在肉体上,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意志,似乎永远也无法被摧-毁。
休息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政工干部,会把大家聚拢在一起,用嘶哑的嗓子,给大家唱歌,讲故事。他会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进攻;我们今天的牺牲,是为了让全中国的穷人,都能有自己的田地,都能挺直腰杆做人。
陈石听不懂那些大道理。但他能听懂,政工干部讲的那个关于“火种”的比喻。
“我们现在,就是一小撮火种。”政工干部说,“敌人想把我们这撮火种,彻底踩灭。但只要我们还在走,还在移动,这火种,就不会灭。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一片干燥的草原,到那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
这支西去的残阳,虽然光芒微弱,看似即将熄灭。
但它,没有坠落。
它将穿越中国最险峻的雪山,最荒凉的草地,在一次次濒临绝境的考验中,淬炼出新的领导核心,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
它将把“革命的火种”,带到贫瘠而广阔的中国大西北。
当它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重新升起的时候,它将不再是一轮残阳。
它,将成为一颗,即将照亮整个中国未来的,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