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的春天，中国的抗日战场，暂时告别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凛冽的冬季。
那场，由中国军队在全国十二个战区，主动发起的、前后历时近四个月的“冬季攻势”（1939—1940年间，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四月、七月、秋季与冬季4次攻势，尤其以冬季攻势规模最大，战果最丰，因其参战兵力超过一百个师，又被称为“百师大战”），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略总反攻中，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取得了昆仑关、五原等地的辉煌胜利；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投入了约二十个团的兵力，在华北等地，积极破袭日军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攻势。
这场“百师大战”，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日本大本营的脸上。它让日军高层，痛苦地认识到：中国，不仅没有屈服，反而，还有能力，发动全国性的战略反击！
“必须，再给重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个念头，像一根毒刺，扎在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和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每一个高级将领心中。
他们，迫切地，需要一场更大规模的攻势，来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以便继续推行他们那套“以战逼降”的政治谋略。
于是，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算计”，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里，开始了。
此时，那个曾在中国战场上，屡屡受挫的冈村宁次，已经被调走。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是一个叫园部和一郎的中将。
园部和一郎，看着地图，将他进攻的目标，再一次，锁定在了第五战区，这片他前任屡攻不下的“硬骨头”上。
二月二十五日，他制定了一份详尽的《会战指导方策》。
他的作战目的，很明确：
“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
他的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
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
宜昌，这个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只有不到五百公里。拿下这里，就等于把一把尖刀，直接抵在了国民政府的喉咙上。其巨大的战略威胁，不言而喻。
为了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日军第十一军，几乎倾巢而出。他们集结了第3、第13、第39等七个师团、四个旅团，总兵力，近十一万人。
一场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即将拉开序幕。
而另一边，中国的最高统帅部，也通过各种情报，判断出了日军的企图。
四月十日，蒋介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做出了他的战略判断和部署。
他认为，日军西进的企图，不在于占领宜昌，而是在于寻歼第五战区主力。
因此，他，为李宗仁，制定了一套，看似高明，却也充满了风险的“诱敌深入，侧后袭扰”的作战方针。
他要求李宗仁，不要消极待敌，而应以一部，积极袭扰日军后方；而将主力，置于襄河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或东退的日军主力。
你看，这又是一场，经典的“棋手对决”。
园部和一郎，想用“两面夹击”，把中国军队的主力，包围在枣阳。
而蒋介石，则想用“请君入瓮”，把日本人的进攻部队，消耗在襄河以东。
双方的算计，都很精明。
但他们，都忽略了战争中，最大的变数——人性，以及，一个英雄的，决绝。
一场巨大的悲剧，已经在这场充满了算计的棋局中，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