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勇的 “屠刀” 正在磨砺。一场旨在 “获取船舶” 的 “阳谋”，一场旨在 “歼灭主力” 的 “阴谋”，已然悄然启动。
而另一边，在长江对岸第六战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另一张同样巨大而复杂的 “网” 也早已张开。只是这张 “网” 所等待的 “猎物”，却在另一个方向。
我们把目光投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指挥部。陈诚这位长期主持华中防务、素有 “土木系主帅” 之称的将领，此刻正面临着他军事生涯中最复杂的一次防御挑战。他刚从云南远征军协调任务返回，便要立刻应对横山勇可能发起的攻势。
他的防区东自洞庭湖西的万林河口，沿长江南岸向西蜿蜒至石牌要塞，再折向江北转向东北直至汉水。
这是一条极其巨大且不规则的战线，却也拥有极其优越的防御地形：东面是洞庭湖西岸水网密布、湖沼纵横的天然屏障，西面是武陵山脉余脉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险峻山区，长江这条天堑则像一条巨大的蓝色绶带贯穿其中。
陈诚和第六战区的参谋们依托这片复杂地形，经过反复推演，构筑起一套被战史称为 “纵深三线防御” 的体系，从部署上看恰似一张巨大的 “V 字形” 阵地。
V 字的右翼是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他们负责防守洞庭湖西北岸的安乡、南县、华容一带，依托湖沼密布的地形构筑防线，阻挡日军从洞庭湖方向迂回常德。
V 字的左翼是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他们负责防守澧水以西、长江南岸的公安、松滋至枝城一线，重点守卫沿江渡口，防止日军强渡长江。
而 V 字的顶点，也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是由吴奇伟担任总司令的江防军。这支集群下辖第十八军、第三十二军、第七十五军，其中胡琏的第十一师驻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整体负责扼守从宜都一直到石牌要塞的关键长江航道。
作为江防军核心的石牌要塞，早已被打造成铜墙铁壁般的防御阵地。胡琏的第十一师提前数月在此构筑工事，从山顶到江边形成多层纵深体系：山顶修建钢筋混凝土碉堡群，每个碉堡配备两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碉堡间以隐蔽的交通壕连接，士兵可在炮火覆盖下安全机动；山腰处挖掘环形战壕，战壕内侧堆筑沙袋，外侧设置三道鹿砦，鹿砦间密布反步兵地雷，仅留下几处预设的射击通道；江边滩头则埋设反坦克地雷，并用铁丝网环绕，同时在江面布设水雷，防止日军舰艇靠近。更关键的是，要塞核心区域的碉堡都巧妙融入山体，表面覆盖厚达一米的土石，能抵御日军 75 毫米野炮的直接轰击，部分暗堡还设有观察孔，可从侧后方打击进攻的日军。
从纸面上看，这个部署堪称完美。但它却基于一个致命的、想当然的 “预判”。
在陈诚和第六战区指挥官们看来，日军发动这次攻势的最大可能是：以一部兵力由沙市或松滋渡江南下作为佯攻，牵制第十集团军；而主力则从刚刚占领的长江与汉水之间三角地带出发，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澧县、常德方向。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常德是湘西的门户，是当时第六战区最重要的屯兵和补给基地。打下常德不仅能彻底摧毁第六战区的抵抗中心，更能直接威胁第九战区的侧翼。
这个战略价值在他们看来，远比打通一条前途未卜的长江航道要大得多。
从纯粹的军事逻辑上看，这个判断似乎并无不妥。
但他们忽略了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第一个是低估了日军对 “打通长江航道、获取宜昌船舶” 的渴望；第二个更致命的是，他们也低估了新上任的横山勇那种 “不按常理出牌”、充满 “关东军” 式冒险精神的指挥风格。
于是基于这个致命误判，第六战区制定了作战指导方案。他们将战区最精锐的预备队，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驻守桃源、汉寿）与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驻守澧县、临澧），全部部署在常德外围地区，准备随时支援 V 字的右翼。他们甚至还要求江防军抽出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适时向宜都西南的聂家河方向进出，既为策应常德方向，也为阻挡日军从宜都迂回江防军左翼，实施机动作战。
整个第六战区的重心都被错误地压在了 V 字的右翼。而那条即将成为日军真正主攻方向的 V 字形阵地左翼和顶点，反而成了兵力相对薄弱的区域。
这是一盘下错了的棋。中国军队精心准备的那个 “V 字形陷阱”，它的入口朝向了南方。而横山勇的 “屠刀”，却即将从东方狠狠地劈砍过来。
风暴即将来临。而防守者，却还在望着错误的方向，等待着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