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团” 的暴动,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日伪 “清乡” 当局的脸上。
然而就在苏中军民为这场胜利欢欣鼓舞时,另一场更阴险、更复杂的危机已悄然逼近,这场危机的根源不在日军,而在伪军内部永无休止的 “地盘之争”。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长江北岸的靖江。这里原本是苏中地区相对稳定的 “三不管” 地带,可随着 “清乡” 深入,两股心怀鬼胎的伪军势力同时盯上了这块 “肥肉”。
一股是盘踞靖江县城的 “地头蛇”,伪靖江县保安司令陶明德,他统辖着约 800 人的伪靖江县保安团,控制着新港、八圩港口的巨额税收与水路管理权,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另一股则是新来的 “强龙”,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三师(简称 “伪暂三师”),师长蔡鑫元,这支部队驻防泰州、靖江一带,早就对陶明德那能 “下金蛋” 的地盘垂涎三尺。
蔡鑫元多次想将陶明德收归麾下,都被对方以 “保境安民” 为由拒绝。眼看软的不行,蔡鑫元心生一计:1943 年 3 月下旬,他借口 “靖东地区有新四军活动”,派出手下最精锐的伪暂三师第一团和师部特务营,悍然占领了新港。这一招又准又狠,新港不仅是陶明德的 “钱袋子”,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从长江运进药品、布匹,秘密输送干部的重要交通站,伪暂三师占领这里,等于掐住了根据地的咽喉。
更要命的是,根据我方内线情报,这支占领新港的伪军计划在 4 月 15 日西返途中,顺势控制靖江县城,将整个靖江纳入伪暂三师的势力范围。中共靖江县委得知消息后,立刻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苏中三地委和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
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苏中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的叶飞,接到报告后瞬间意识到:这既是危机,更是千载难逢的战机!这位日后将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的指挥官,盯着地图上即将火并的两股伪军箭头,脸上露出猎人般精明的微笑。
他决定当一回 “渔翁”,用 “驱虎吞狼” 之计坐收渔利。
叶飞立刻赶赴靖江,亲自主持召开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四县独立团负责人联席会议(注:1943 年如皋县分设如西县与如皋县,如西县属苏中三分区,参战为如西县独立团),制定了周密的伏击计划。
第一步是 “驱虎”。会议结束后,中共靖江县委通过地下党给陶明德送去两份 “重磅证据”:一份是伪造的蔡鑫元致伪江苏省府的电报,内容是 “请求批准抄没陶明德在县城的商铺与家产,以充军需”;另一份是 “伪暂三师侦察队绘制的靖江县城布防图”,暗示对方随时可能攻城。同时,我方代表还向陶明德承诺:“只要新四军打响伏击,战后新港的税收权仍归您所有。” 陶明德见 “证据确凿”,又有实际利益保障,既恨蔡鑫元的霸道,又盼着有人替自己 “拔钉子”,当即满口答应:“只要你们动手,我部绝不出城增援!”
第二步是 “吞狼”。4 月 14 日深夜,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四县独立团,联合苏中第三军分区特务营,在苏中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陈玉生的统一指挥下,悄悄在靖(江)新(港)公路的七号桥至五号桥地段张开了大网。这里道路狭窄,两侧不是齐腰深的芦苇荡,就是刚插完秧的水田,既便于隐蔽,又能阻断伪军退路,是天造地设的伏击战场。
4 月 15 日清晨,骄横的伪暂三师第一团和特务营毫无防备,哼着小曲、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从新港出发,向靖江县城开进。当他们的队伍全部进入七号桥至五号桥的伏击圈时,清脆的冲锋号突然划破清晨的宁静!
早已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数千名新四军战士,像从天而降的猛虎,从芦苇荡、水田中一跃而出,扑向公路。机枪怒吼着扫向伪军队列,手榴弹像冰雹般砸进密集的人群,伪军瞬间被打懵了,大部分人还没来得及把枪从背上卸下来,就被潮水般涌来的新四军战士按倒在地,成了俘虏。
只有少数走在队尾的伪军侥幸反应过来,扔下辎重拼死突出重围,朝着附近陶明德部的据点逃去。可当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据点门口,却发现吊桥早已高高拉起,大门紧闭。据点里的伪军隔着城墙大喊:“陶司令有令!防止新四军乘机冲进来,任何人不得放入!” 陶明德这出 “借刀杀人”,演得淋漓尽致。
无奈之下,这股残敌只能继续落荒而逃,最终在半路被新四军追击部队全部歼灭。整个战斗从打响到结束,只用了几十分钟。新四军不仅全歼伪暂三师第一团和师部特务营,还毙伤伪军二百余人,俘虏伪第一团副团长、营长以下四百三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二挺、步枪三百八十余支,彻底粉碎了蔡鑫元吞并靖江的野心。
一场由伪军 “狗咬狗” 引发的危机,最终在叶飞这位 “高明渔翁” 的操纵下,变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新港伏击战的凯歌,不仅一举扭转了靖江地区的斗争形势,更给新四军在平原水网地区,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提供了最经典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