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即将降临。
而那扇，本该坚不可摧的「中原大门」的守门人，却早已醉倒在了权力与欲望的温柔乡里。
这个守门人，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 —— 汤恩伯。
说起汤恩伯，这在当时的国军中可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他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仅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天子门生”，更一度是抗日战场上最耀眼的将星。
在抗战前期，汤恩伯确实敢打敢拼的。台儿庄会战中，他率第 20 军团星夜驰援，出现在日军侧后方，像一把铁锤砸在矶谷师团腰上，粉碎了日军反攻企图。
李宗仁战后回忆：“汤军团及时驰援，从日军侧后方发起猛攻，与正面守军形成夹击之势，若再晚到一日，台儿庄防线恐难支撑”。
那时的他，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凭借战功，他平步青云。手中兵力一度扩充至 18万，成为第一战区规模最大的野战集团，约占国军正面战场总兵力的 4.5%（国军 1944 年总兵力约 400 万）。
然而，权力像一剂最猛烈的春药，它可以让一个英雄迅速地变成一头贪婪的野兽。
当汤恩伯率部进驻河南后，那颗本该思考如何打仗的脑袋，开始被另一件事占据。那就是——经营。
他不再满足于做听命于重庆的战区司令，而是要在中原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
他的“经营”远不止垄断贸易那么简单：在叶县、漯河开办纱厂、酒厂、银行，控制豫南食盐运输线，每运 100 斤食盐就抽成 20 斤；更公然在豫东、豫南的荒地上强制推广罂粟种植，每亩征收“烟税”5 块银元，这相当于普通百姓 3 个月的生活费。他还成立“缉私队”，名义上查禁鸦片，实则打压民间贩子，独占鸦片市场。1943 年饥荒期间，汤部甚至用鸦片抵充士兵军饷，导致不少士兵成瘾，身体虚弱到连步枪都扛不动。
他的私产规模更是惊人。副官宋涛后来回忆，汤恩伯在洛阳、郑州有 3 座纱厂，仅洛阳纱厂每月盈利就达 20 万法币，能买 2 万袋面粉——足够 1 个师吃 1 个月；在重庆、上海还有秘密别墅，这些财富全是从河南百姓身上榨取的血汗。 他的部下也跟着效仿：截留修筑国防工事的钢筋、水泥，要么盖军官私宅，要么通过汉奸商人走私到日占区；克扣的军粮高价卖给饥民，连工事木料都拿去倒卖，第 85 军溃退时在登封挨户搜刮，连县政府仓库都没放过，日军战史里都记载“支那军抢劫之凶残，甚于蝗灾”。
整个第一战区军纪败坏到了极点，1944 年豫中会战前的抓丁更是惨无人道。
汤部为补充兵力，连 15 岁少年、50 岁老人都不放过，抓丁时用绳索捆绑，反抗就用枪托殴打。据河南档案馆记载，1943-1944 年汤部在河南抓丁超 10 万人，近 3 万人因虐待、疾病死亡，连战场都没上就丢了命。对于连年遭受水旱蝗灾的河南百姓而言，这支“中央军”成了比天灾更可怕的第四害。1943 年大饥荒后，民间流传起血泪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最初“汤”指土匪“蹚将”，可汤恩伯的暴政让百姓特意将“蹚”换成他的姓氏，还说“宁让日本人烧杀，不叫汤恩伯驻扎”。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 1944 年春天，河南叶县某村庄。
少年狗蛋跪在龟裂的田地里嚎啕大哭。去年大旱颗粒无收，今年蝗灾又啃光麦苗，而就在昨天，一队汤恩伯的士兵冲进了村子，以“征集军粮”为名将他家里仅剩的、用来活命的最后半袋小米给抢走了。
他的老父亲上前理论了几句，就被一个当官的用枪托活活地给打断了一条腿。狗蛋想不通。为什么那些本该是来打鬼子的“国军”，却比鬼子还狠？他看着远处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的汤恩伯的部队，那飘扬的青天白日旗眼神里没有了，丝毫的敬畏。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刻骨的仇恨。
与这种“军民对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守河南西部陕州、灵宝的孙蔚如第四集团军。这支由杨虎城旧部改编的“杂牌军”，装备差、军饷常被克扣，却军纪严明。1938 年驻守中条山时，他们与日军血战百余次，被卫立煌称为“中条山铁柱子”。1943 年秋收时，士兵们主动帮百姓收割，百姓则自发送粮送衣，孙蔚如在回忆录中写道：“阵地十八日激战，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这短短一句话，藏着汤恩伯永远不懂的军民情谊。
两支军队，两种命运。
汤恩伯集团将百姓视为刍狗，最终在豫中会战中一触即溃，百姓甚至协助日军收缴其溃散士兵的枪械；孙蔚如部把百姓当亲人，在豫西阻击战中得到民众全力支持，虽装备悬殊仍坚守阵地。
这，就是即将在中原上演的真实一幕。汤恩伯亲手蛀空的「中原大门」，终将在日军进攻下轰然倒塌，而他的名字，也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