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咱们现在的铁矿石和废铁料有很多，打一些厨具不是问题，甚至还可以再多打一些农具，毕竟现在人手也多了。”杨建国说道。
“唉，最后一段时间工作还有很多呀，秋收再加上得给他们盖一些房子，不可能让他们一直住在这仓库里面，然后是不是还给他们做一些过冬的衣服，看身上他们就穿着这简单的亚麻衣。冬天是不是扛不住啊？然后是不是再多练点题，收集点石块之类的，等到明年盖房子用啊？”杨亮一边说着一边琢磨着未来的工作不说不知道，一说竟然觉得这个工作好像太多了，没有尽头的样子。
“工作非常多，不过也没关系，现在人手也多了啊，终归是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上阵这些工作也就不是那么难以完成的。”杨建国说到，他又转头对着珊珊说“跟他们说好，只要以后努力干活，这种实物和未来的衣服都可以保证提供给他们，但如果要偷奸耍滑，鞭子也是必不可少的。”
短暂的休整后，营地迎来了真正的硬仗——秋收。金黄色的冬小麦在微风中起伏，如同凝固的海浪，每一粒饱满的麦穗都代表着活下去的希望。面对这关乎生死存亡的收获季，新加入的四男一女五名俘虏，出乎意料地融入了这高强度的劳动洪流。
他们的勤勉，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杨家提供的食物，其丰足与品质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不再是维京人施舍的、掺着木屑和沙砾的稀粥，而是每日足额的、掺着肉碎和油脂的浓稠麦糊，加上管饱的烤饼。这不仅仅是果腹，更是身体机能被重新点燃的燃料。热量，意味着力气，也意味着生存下去的底气。
杨母的手工是无声的宣告。她利用缴获的粗麻布和鞣制好的皮子，日夜赶工，为他们每人缝制了一件结实的嵌皮麻布工装。虽然粗糙，但足以蔽体保暖，更关键的是，这不再是奴隶的破布烂衫，而是“劳动者”的标识。穿上新衣，脊梁似乎都挺直了一分。
珊珊和埃尔克在休息间隙，用树枝在地上画着简单的图案，连比划带猜地向他们传达：只要勤恳劳作，证明自己的价值，未来他们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立木屋和一小片开垦好的土地。土地！对于世代依附于领主、从未真正拥有过一寸土的农奴而言，这承诺如同神启，点燃了麻木灵魂深处的渴望。
无形的压力也是无处不在。杨建国在指挥收割时，那柄厚重的工兵铲从不离身，就插在离他最近的田埂上，沾着泥土和干涸的暗色痕迹。杨亮和弗里茨，更是如同两座移动的武装哨塔，即使弯腰捆扎麦束时，铁臂弓和长矛也总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这种无声的戒备时刻提醒着力量的对比——勤劳有赏，异动必诛。
十余人如同精密的齿轮，在杨建国的调度下咬合运转。连保禄和小诺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后勤兵”，穿梭在田垄间，负责收集捆好的麦束、传递磨刀石和水囊。得益于缴获维京铁件后重新熔炼打磨开刃的镰刀，加上这前所未有的“庞大”劳动力，原本预计需要一周的麦田，竟在短短三天内被剃得干干净净！金黄的麦垛堆满了临时平整出来的晾晒场，散发着令人心安的谷物香气。
然而秋收远未结束。杨建国立刻将目光投向下一片“战场”：
亚麻田这些坚韧的纤维是战略储备。他指派托尔格带领一名男性俘虏，使用木柄铁齿耙小心地将亚麻连根拔起，按珊珊指导的方法摊晒，确保纤维质量。
“田间地龙”的工作是约翰和另一名年轻俘虏，他们被派去采摘成熟的豆荚。约翰动作麻利，显然熟悉农活。
玛利亚和珊珊与埃尔克这两项。玛利亚的表现尤其令人侧目。她挥舞着杨母改良过的、更适合挖掘的短柄木锄，刨开地瓜垄的泥土，动作有力而精准。她背负装满地瓜的藤筐时，步履沉稳，负重能力丝毫不逊于成年男性。采集高处葡萄时，她甚至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敏捷。
坚果采集则是保禄和小诺的“专属任务”，在营地附近安全的林缘地带，用长杆敲打榛子树和橡树，收集落下的果实。
就在主力投入后续收割时，杨亮和弗里茨则转向了营地建设。他们要对那几间由仓库改造的俘虏住所进行加固和完善——这既是兑现承诺的第一步，也是强化管理的必要措施。
高强度劳作中，人物的关系也在悄然变化。杨亮在帮约翰修缮门框时，通过简单的词汇和手势交流，意外得知了约翰和玛利亚的故事：这对来自下游某个小村落的年轻夫妇，新婚不满两年，维京人的袭击粉碎了他们刚刚开始的平静生活。他们是极少数在血腥屠杀和追猎中一起逃出生天的幸运儿。
得知约翰和玛利亚是新婚夫妇且共同经历了生死逃亡，杨亮心里微微一动。在后续修缮那排由仓库改造成的俘虏居所时，他和弗里茨交换了个眼神，便默契地调整了方案。趁着其他人仍在田垄间与亚麻、地瓜和葡萄藤搏斗的间隙，两人利用营地储备的、已经阴干得差不多的榛木和橡木，大部分是之前水车项目积攒下来的边角料和秋收前特意砍伐的，再加上原有仓库的坚固框架，额外增建了一个独立的小木屋。这木屋比大通铺更小，但结构更精巧：杨亮仔细调整了原木的榫卯角度，确保严丝合缝，屋顶的防水层也多加了一层压实的茅草。弗里茨则用蛮力将几根作为主梁的原木深深夯入地下，确保稳固。一周多的高强度劳作后，这间带着点“新房”意味的独立小屋便矗立在了大通铺旁边。约翰和玛利亚被领来时，看着那扇新削出来的、带着树皮纹理的木门，两人紧握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另外三名男性俘虏则住进了加固后更宽敞也更干燥的大通铺。
秋收的浪潮终于在两三周后缓缓退去。最后一批坚果被保禄和小诺仔细地储存在垫高防潮的仓库里，晾晒场上堆积如山的冬小麦也褪去了最后一丝潮气，呈现出干燥的金黄。杨建国和杨亮立刻将目光投向了河边那架已证明其价值的水车。拆下驱动鼓风机的传动杆，父子俩合力将一块沉重的花岗岩磨盘固定在河边新夯实的基座上。杨亮用金属残片加工出更耐用的木质轴承套和传动齿轮，杨建国则精心调整水车叶片的角度和水槽的导流，确保水流能稳定地转化为旋转的动能。随着一阵低沉的、令人心安的吱呀声响起，水车缓缓转动，通过皮带和木齿轮将力量传递到磨盘中心轴。坚硬的石磨开始沿着刻满凹槽的底盘匀速旋转。
这一幕让旁边负责搬运麦捆的五名新来者看得目瞪口呆。托尔格浑浊的眼睛瞪得溜圆，约翰下意识地抓紧了妻子的手，连一向沉默寡言的玛利亚也停下了脚步。尽管在古罗马时代，水车磨坊曾是帝国行省的常见景观，但随着西罗马的崩溃和持续几个世纪的动荡与黑暗，这些复杂精巧的“大地的力量”早已在北方蛮族肆虐的土地上消失殆尽。对他们这些世代在领主皮鞭下、用最原始的石臼或手磨艰难处理谷物的农奴而言，眼前这架无需牛马、仅凭河水就能驱动巨石碾磨麦粒的装置，无异于神迹或是某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强大巫术。敬畏混合着困惑，凝固在他们的脸上。
当第一捧饱满干燥的麦粒被杨建国小心地倒入磨盘上方的料斗，随着石磨低沉的碾压声，细腻的、带着阳光气息的面粉如同金黄的流沙般从磨盘缝隙中簌簌落下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充盈在每个人心头。这不仅仅是面粉，这是他们扎根于此、与这片土地搏斗近三年的最高战利品。粗略的统计结果更令人振奋：四公顷多不到五公顷的麦田，在经历了开荒、育种、虫害、天灾以及提心吊胆的守护后，最终贡献了惊人的一万两千斤脱壳麦粒！杨建国从中精心挑选出两百斤最为饱满圆润的，用防潮的陶罐密封深藏，作为应对绝境的“火种”。又预留了五百斤上等麦粒，作为即将播下的冬小麦种子。剩余的一万多斤金黄麦粒，便在这架由河水驱动的古老而又“崭新”的磨盘下，源源不断地化为维系整个营地生存与希望的雪白粉末。
当最后一袋磨好的小麦粉和燕麦粉被码放进干燥的岩洞仓库，连同堆积如山的豆类、地瓜和熏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笼罩了整个营地。十三张嘴，从现在到来年开春，终于可以不必再精打细算每一口粮食，甚至能享受几分“敞开吃”的奢侈。这底气不仅源于自家田地的丰收，更得益于从维京海盗船上缴获的海量黑麦与燕麦。
然而，黑麦的口感实在粗粝难以下咽，几次尝试后，杨亮果断拍板：“这些留着喂牲口！”缴获的黑麦被单独划归为未来牲畜以及现有的小羊和毛驴的储备粮。燕麦则被重新倒回水车驱动的石磨上，杨亮小心地调整了上下磨盘之间的缝隙，让研磨更精细。经过二次加工的燕麦粉去除了更多粗糙的麸皮，口感顺滑了不少。日常的主食便成了小麦粉与燕麦粉的混合体——或由杨母巧手烙成香气扑鼻的厚实面饼，或在简易烤炉里烘烤成耐储存的硬饼干。
杨母看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精细面粉，心中萌生了更大的野心——发酵。她依稀记得老家蒸馒头、烤面包的暄软，试图用自然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酵母菌来唤醒沉睡的面粉。几次试验，结果却令人沮丧：不是毫无动静，就是散发出可疑的酸败气味，浪费了宝贵的面粉。杨建国心疼地看着那些失败的面团，轻轻按住老伴儿还想再试的手：“先停停，别糟践了。等这阵子忙完，我翻翻存下的书，看能不能找到靠谱的酵母法子。这东西，急不来。”
秋收入库只是漫长生存链的一环。紧随其后的是对“副产品”的深度利用和人员装备的升级：
金黄的麦秆被集中起来，由托尔格带领三名男性俘虏，在珊珊的指导下，用传统的经纬编织法，将它们搓成结实的草绳，再编织成厚实的草席。这些草席用途广泛：垫在岩洞仓库底层防潮、铺在新建的木屋地板上隔绝寒气、甚至用作牲畜棚的保暖垫层。
晾晒好的亚麻杆经历了关键的“沤麻”过程——浸泡在溪边挖出的浅坑里，依靠微生物分解掉包裹纤维的胶质。待纤维分离晒干后，杨母便带着玛利亚和埃尔克，用简易的纺锤将亚麻纤维捻成细线。这些坚韧的麻线，将在杨母的织布梭下，逐渐变成粗糙但厚实的麻布。它们的目标很明确：替换掉那五名新成员身上早已破烂不堪的奴隶装束。
从维京海盗尸体上剥下的、经过初步鞣制的皮革，成了宝贵的过冬物资。杨母几乎把所有做饭之余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针线活里。她用骨针穿着坚韧的麻线，将这些带着硝石和草药气味的皮革，按照杨家习惯的现代工装样式进行裁剪缝制——收腰利落、肩背宽松便于活动、肘膝等易磨损处特意加厚加固。
这“怪异”的服装样式，起初让托尔格等人有些手足无措。习惯了中世纪那种宽大拖沓、行动不便的长袍或束腰外衣，这种贴合身体线条、强调实用性的设计显得格外陌生。然而，当他们真正穿上这些嵌着皮块的麻布工装，在田地里弯腰挥锄、在林间背负柴薪时，立刻体会到了巨大的不同：腋下不再因摩擦而红肿，弯腰时后背不会绷紧撕裂，加厚的膝盖在跪地劳作时提供了绝佳的保护。行动前所未有的利落自如。很快，这些代表着“杨氏风格”的实用工装，便以其无可辩驳的优越性，赢得了新成员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也成为了营地身份认同的无声标志。
生存的齿轮在秋收后并未停转。除了编织、纺织和缝纫，营地又掀起了一股制造浪潮。杨建国带着托尔格等人，利用储备的木料和简易工具，为新成员们添置了最基础的生存家具：结实粗糙的木床架，铺上厚厚的麦秆垫、几张用原木墩和厚木板拼凑的矮桌、以及充当凳子的粗壮树桩。与此同时，窑炉的火光再次亮起。杨亮指挥着俘虏们挖取细腻的河床黏土，掺入碾碎的粗砂以增强耐热性，在陶轮上拉坯成型。一窑素烧的陶器出炉了——虽然器型歪斜，釉色不均，但足够厚实耐用。碗、深盘、阔口罐……这些新烧制的器皿被分发下去，终于让五名新成员告别了共用木碗或临时树叶盛饭的窘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餐具。